扬·凡·凯塞尔非洲铜板油画48.8×67.6厘米慕尼黑古代绘画陈列馆

一

　　在西方绘画中，中国瓷器频频出现，不过其确切为何物，曾经也是一个充满趣味的问题。甚至晚至17世纪，它依然显得有点扑朔迷离，令人难得要领。譬如，如今在德国慕尼黑的古代绘画陈列馆里，我们可以看到佛兰德斯画家扬·凡·凯塞尔（JanvanKessel）在年至年间精心绘制在铜板上的组画（《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其描绘内容之繁富和细腻，大有提供一种视觉百科全书的意味。可是，其中的《亚洲》一画却并未画出任何一件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倒是在《非洲》中赫然出现了至少7件青花。不过，在古典欧洲建筑的背景上描绘几个黑人的形象，确实也算不上对非洲的什么忠实写照，而中国青花的点缀或许只是一种更为浓烈的异国情调的烘托与渲染而已。虽然在凯塞尔的静物画里，中国瓷器不止出现过一次，但是，他可能在其组画中只是对时尚予以泛泛的回应，中国瓷器曾经风靡西方，这只要看一看里斯本桑托斯宫金字塔型的天花板装饰、德国柏林的夏洛腾堡宫和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中的陶瓷收藏就不难明白了。年，英国戏剧家与诗人约翰·盖伊（JohnGay）写下了一首题为《致挚爱古老瓷器的夫人》的诗：

　　她的胸中燃烧着怎样的狂喜？

　　为何她的眼中又充满惆怅的憔悴？

　　每当她令我欢喜的眼神从我身边扫过，

　　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

　　可是新的疑惑和恐惧在我内心挣扎，

　　难道有什么样的情敌在我旁边？一个中国瓷罐。

　　瓷器就是她灵魂的热情，

　　一尊杯，一只盘，一片碟，一个碗，

　　就能点燃她心中的希望，

　　就能点燃她的欢欣，或打碎她的宁静。

　　可以想见，中国瓷器曾在爱好者心目中占据了何其重要的位置！可是，它是何时被介绍到西方的，如今看来却不是容易考证的一个事实。有学者推测，宋代是发轫的时代。譬如，马可·波罗有可能在年就将“瓷器”一词介绍到了欧洲，而且，这也许是首而为之。到了年，我们才在若堂·卡特拉（JordanCathala）的拉丁语文本中见到“瓷器”的字样。年，此词重新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商人佛朗切斯科·巴尔杜奇·佩戈洛蒂（FrancescoBalducciPegolotti）用意大利语撰写的专论贸易的著作《贸易实践》之中。自此之后，“瓷器”一词在欧洲语言中才得以安身立命了。〔1〕在年左右，少数几件瓷器在王室的收藏中堪与玛瑙或水晶容器相媲美，同时被添加了金银装饰以及图像。〔2〕

维米尔代尔夫特的风景布上油画98.5×.5厘米约-

　　到了年，也就是明朝永乐年间，在法国贝里公爵（ducdeBerry）的收藏目录里可以找到一件名副其实的青白釉瓷器（约年，长颈玉壶春瓶〔3〕），此物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于年入藏都柏林的爱尔兰国立博物馆。〔4〕其实，这件元代的青白瓷玉壶瓶同样亦被添加了许多欧式的装饰，并非质样无改的原物。〔5〕年，葡萄牙的水手占据了马六甲，并且很快远征中国。两年之后，他们抵达广东，下了最早的瓷器订单……随后，西方的王公贵族们竞相染指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6〕一直到年或年，在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梅森（Meissen）小镇的工匠们才用高岭土第一次烧出了真正的硬质瓷器。〔7〕这比中国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问世晚了一千五百余年！

　　无疑，明代以来中国瓷器在西方异域文化语境中的特殊意义应该引起更多的 　　面对中西艺术的交往，即使是拼凑一种不完整的马赛克也是饶有意味的。出身上海的明代画家董其昌或许是见到欧洲版画的第一代中国艺术家；甚至有人由此猜测，董其昌年时之所以能促成画风上的一大转变，可能与欧洲版画里的艺术手法有关联。〔9〕这至多是一种猜测而已，不过，也是一种令人兴趣盎然的猜测。

　　同样，维米尔是介于明清两代时期的荷兰画家，也是见到中国绘画的第一代荷兰画家，当然主要是画在瓷器上的中国画。尚未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维米尔见过或者没有见过中国画原作。有学者指出，代尔夫特的商人家中是有中国画的。也可能有水手从东方带回一些中国画。〔10〕但是，这未必意味着维米尔就一定有机会亲睹中国画原作。我们可以肯定的仅仅是：在维米尔出生前，中国瓷器就出现在代尔夫特的市面上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两次远航，运回1.5万件瓷器。中国瓷器大量地进入了代尔夫特有钱人的家庭，应在情理之中。所以，有人推断，维米尔之所以用“台夫特蓝”、偏爱在黄白色背景上凸显蓝色、喜爱变形透视和放大的前景，以及让背景留白等，都透露了来自中国的影响。〔11〕确实，在他的《代尔夫特的风景》（约年至年，海牙莫里茨皇家美术馆）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历史讯息。此画应该是其对家乡的一种相当真实的描绘：14世纪所建的斯希丹门楼上的钟清晰地显示着，这大概就是年春天早上7点10分的时候。画家面北而画，阳光从东面泻向台夫特，形成迷人的光照效果。在西方艺术中，此画可能是最令人难忘的城市风光〔12〕，也是维米尔本人所画的最大幅的作品。尽管看得出来，维米尔在画面上有一些美化的处理，因为，如果对照版画家亚伯拉罕·雷多美卡（AbrahamRademeker）约半个世纪后于相似位置上所作的地形图，那么，显然，那些房子要比画里的建筑物要更高一些，而且也更为密集。维米尔似乎为了构图而作了一些变动，夸大了景观透视上的类似饰带的效果，但是，画中更为古老的讯息依然耐人寻味。譬如，老教堂建于13世纪，而新教堂建于15世纪，而城西的长长屋顶之下就是东印度公司大楼的仓库。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代尔夫特设有会所，而代尔夫特与亚洲之间的庞大贸易网的中枢就处在那栋大楼里。〔13〕

　　有理由可以进一步相信，十分迷恋画中光泽效果的维米尔会对瓷器有自然而又特殊的兴趣。他的一些画作可以佐证。譬如，在维米尔的《音乐演奏被打断的少女》（年至年，纽约弗里克美术收藏馆）中，我们看到了一件像是中国青花瓷器的水罐，它未必是中国瓷器的原貌，而是在欧洲加工过的，尤其是上面的金属盖子，显然是后加的部分。一件类似的瓷器也被用在了维米尔的《音乐课》（年至年，英国皇家收藏）中。维米尔另外两幅较为相似的作品——《饮酒的女士与男士》（约年，柏林美术馆）、德国布伦瑞克的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约年），其中的桌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瓷水罐。这一颜色颇为纯净的瓷器的多次出现，证明了画家迷恋瓷器曲面上的反光的不倦热情。如果说，前面的几幅作品中的瓷器还有些欧化的添加饰物的话，那么，相对而言，《戴珍珠项链的女人》（年至年，柏林美术馆）中的两件瓷器就颇为接近中国的青花了：窗边的大罐映出画面中没有画出的左侧窗户，而桌上的青花大碗似乎增添了浓浓的异国情调。画家在这里是否要渲染此女子的富裕家庭背景或者其恋人远在东方而引起的绵绵思念？同样，在维米尔的《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少女》（年，德累斯顿古代大师绘画馆）中，那件盛放水果的大瓷盘也极像中国明代的青花瓷器。也许，这是画家个人的财物或者曾经较长时间借用过，所以，这同一件瓷器再次出现在《在桌边睡着的少女》（约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其含义是否一致，也未可知。只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有关维米尔一画再画中国瓷器的动机的文本证据了。

安德雷亚·曼泰尼亚东方三博士来拜布上胶彩画48.6×65.6厘米约-

三

　　其实，维米尔对中国明代青花的痴迷并非孤例。如果巡视一下西方美术史，那么，中国青花瓷器的倩影可谓俯拾皆是。以下大略以年代前后为序，胪陈若干重要的作品。

　　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维罗纳的画家佛朗切斯科·贝纳利奥（FrancescoBenaglio）所画的作品《圣母子》（15世纪60年代晚期，华盛顿特区国立美术馆）。这幅蛋彩画的右侧有一只盛放水果与鲜花的瓷碗。它或许就是西方最早描绘中国青花瓷器的绘画作品。只是画中的这类瓷器的器形和图案似乎有些奇异，因而，也有学者认为，这有可能并不是中国的瓷器。〔14〕不过，可以替代的其他可能性又是什么呢？似乎很难确指。或许，是艺术家为了凸示画面的神圣性而对中国青花瓷碗有意进行一种变异处理所致？

　　其次，是出自帕多瓦的画家安德雷亚·曼泰尼亚（AndreaMantegna）之手的《东方三博士来拜》（约年至年，洛杉矶盖蒂博物馆）。它是一件较早描绘中国青花瓷的绘画作品。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瓷器非常接近中国明代的青花瓷。但是，形状似乎有点不同寻常，因而，也有可能是伊斯兰的瓷器。〔15〕这样的推断其实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相类似形制的瓷器的话，就可以明确地证明原先的推测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我们不难找到类似形状的中国瓷器，譬如，在景德镇出土的明代早中期的官窑瓷器中，其形状类似于画中的瓷杯的，并不在少数。与此同时，这类形制也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在随后的清朝瓷器中依然有沿用。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的青花瓷盅中就不乏相似的形制。有学者推测，曼泰尼亚应该在他的赞助人（如曼图亚的贡扎加侯爵夫人和教皇英诺森八世）那儿见过当时难得一见的明代瓷器。〔16〕那么，这幅基督教题材的画作为什么要描绘一只来自中国的青花瓷杯呢？在画中，来自东方的三博士向圣婴表达敬意，而后者则以右手表示祝福。在圣婴、圣母及其丈夫约瑟夫的头上均有晕轮以示神圣，不过，他们的服饰朴素而又简洁。东方三博士的着装则有异国情调，同时有两人佩戴珠宝。他们都带来了精致的礼物。秃头、络腮胡的卡斯帕（Caspar）给圣婴献上了一只稀罕的中国瓷杯，里面装满了金币。在卡斯帕身后显得年轻一点的国王梅尔基奥（Melchior）也是一脸络腮胡，他拿着土耳其式的香炉。在右侧的摩尔人巴尔萨泽（Balthasar）则带来了玛瑙盖杯……这样的场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瓷器在画中的特别意义：第一，献给圣婴的金币，当然要选贵重而又独特的容器，那么，中国的青花瓷正好当仁不让；第二，在画中，放上明显是属于东方的东西，强调的正是来者的背景，尽管这种背景是比较笼统的；第三，《东方三博士来拜》描绘的是基督教中的重要朝拜，而曼泰尼亚也有意要凸示其中的某种普世性，譬如强调了朝拜者的不同肤色，同时，在画面的显著位置上加上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瓷器，这种普世性的渲染就显得更为强烈了。〔17〕年9月18日至年1月5日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大型特展“明代：改变中国的50年”中，此画就成为印证明代瓷器给予西方影响的一个生动证据。〔18〕

　　再次，是学者们比较公认的画中绘有中国青花瓷的重要画作，即威尼斯画派的领军人物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Bellini）的代表作之一《众神之宴》（年，华盛顿特区国立美术馆）。其中对三件中国青花瓷器的描绘不仅更为精到，而且在位置上也显得更为突出了。其原因追究起来应该是多方面的。第一，此画的赞助人阿方索一世·德·艾斯特公爵（DukeAlfonsoId’Este）是对中国瓷器有着浓厚兴趣的人〔19〕。因而，将瓷器画进这一作品中可能就是来自赞助人的具体要求。第二，《众神之宴》是贝利尼年去世之前画完的一幅作品。这一“天鹅之歌”自然会有一些非同寻常的地方。作此画时，艺术家可能已经是84岁的高龄。在如此年龄上画其一生中尺幅最大的画，应该是一件大事。而且，我们知道，在画此画之前，贝利尼的强项并不体现在大画上，而是擅长相对尺幅较小、比较精致的作品上。在最后的大画中出现大型瓷器，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就如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修复专家吉尔·邓克顿（JillDunkerton）所指出的那样：此画是画在一种织得非常细密平整的画布上的，比贝利尼任何其他的画作中的画布都要精致。〔20〕这也许不是偶然的，而是艺术家为自己的“天鹅之歌”精心准备的结果。第三，贝利尼画中的瓷器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外销瓷，而可能是分别在年和年由苏丹王马木路克（MamlukeSultan）转送给威尼斯巴巴里戈总督与执政团的外交礼品，因而，不仅精美绝伦，而且尺寸颇大，因而也特别适合油画技巧的发挥。〔21〕提及中国青花作为礼品瓷经由伊斯兰文化地域而到威尼斯的事实，可以补充的一点是，青花瓷在波斯颇被看重，一方面与中国进口波斯的钴有关，因为，波斯的钴比中国的钴在色彩上显得更为鲜明，另一方面，则是与《古兰经》不准使用金银盘子进食的律令有关。高洁的瓷器无疑是最为体面的替代品之一，而《众神之宴》中用青花盛用水果，是皆可接受的做法。附带一提，曾有学者猜测，该画中的瓷器并非明代的青花，而可能是元代的瓷器，因为，胎体厚重的大型瓷器在外销瓷中是少而又少甚至根本就无法找得到的，而唯有元代才出品这样的瓷钵。但是，如果是作为高端礼品的话，那么，画中的大尺度青花瓷就不宜再等同于一般的外销瓷了，因而，也就要另当别论。

贝里尼众神之宴布上油画×厘米

四

　　虽然16世纪绘画中出现中国瓷器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看一看艺术家的具体处理却也是不无意味的。

　　首先，以来自意大利克里莫纳的画家文森佐·卡姆匹（VincenzoCampi）的《水果贩子》（约年，米兰布雷拉美术馆）为例，这是一幅尺幅颇大的作品，其中就有多处瓷器的细节，虽然我们确定它们都是中国瓷器并且进一步辨认出其年代和风格特征，但是，在前景右侧出现的盛放樱桃的大碗应该非中国瓷器莫属，而且，我们如果再细视他的一幅独立的《静物画》（私人收藏）〔22〕，就能确认中国瓷器正是画家所钟情的对象，因为，盛放着桑葚的瓷盘上的红蝙蝠图案乃是再典型不过的中国文化符号，意指吉祥之“福”（蝠与福同音）。让我们觉得有趣的是，《水果贩子》中那些瓷器危若累卵式的摆放方式不是现实中的水果贩子会采用的。那么，艺术家的这种画法又旨在何处呢？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也许就是，艺术家在这里要全面地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从远景的风光，到中景的人物，再到前景的静物以及各式各样的瓷器等，均有不同的描绘技艺可以由此一一展示出来。

　　其次，来看一看其他十七八世纪绘画中的瓷器细节。我们知道，当时的艺术潮流恰和中国风相遇，甚至催生了专门模仿中国瓷器的作坊。除了前文已论及的维米尔以外，还有不少西方画家痴迷于中国的瓷器，这为我们探究中西艺术的影响提供了生动的例证材料。论及17世纪绘画中的中国瓷器，荷兰画家无疑充当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譬如，荷兰黄金时期的画家巴尔萨泽·凡·德·阿斯特（BalthasarvanderAst）、威廉·克莱兹·赫达（WillemClaesz.Heda）、彼得·克拉斯（PieterClaesz）、扬·特雷克（JanJanszTreck）、扬·德·

希姆（JanDavidszdeHeem）、老扬·鲍威尔·吉勒曼斯（JanPauwelGillemanstheelder）、科奈里斯·克鲁伊（CornelisKruys）、威廉·考尔夫（WillemKalf）、亚伯拉罕·亨德瑞克兹·凡·贝叶仁（AbrahamHendrickszvanBeyeren）、朱里安·凡·斯特里克（JuriaenvanStreeck）和乔万·巴蒂斯塔·雷科（GiovanBattistaRecco）等人，都在自己的静物画代表作中精心地描绘过青花瓷器，仿佛它们就是耀眼的宠儿。吉利斯·吉利兹·德·伯格（GillisGillisz.deBergh）在其题为《静物》（年至年，代尔夫特市立博物馆）的画作中画出了一只万历年间的青花瓷，颇为吻合其当时在巴尔萨泽·凡·德·阿斯特影响下所追求的简朴而又优雅的画风。

老扬·鲍威尔·吉勒曼斯静物与水果、花卉以及小龙虾

　　佛兰德斯画家科奈里斯·马胡（CornelisMahu）和弗朗斯·斯奈德斯（FransSnyders）也在静物题材的画作中多次画过中国瓷器。前者与斯特里克一样，曾在自己的画作中用过万历年间的瓷碗。在马胡和斯奈德斯的笔下，瓷器或是作为水果的容器，或是作为海鲜的容器，是否有可能是来自艺术家自己的收藏，或者就是委托人所要求的描绘对象之一，毕竟当时的青花瓷器依然是某种具有异国情调的稀罕物，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主人的财富与趣味？这一点或可在贡扎尔斯·科克斯（GonzalesCoques）的《荷兰居室与访客》（约年至年，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一画中得到一些印证。在窗户边靠近天花板的位置上整齐地陈列一排中国青花瓷器，显然是一个富裕家庭出于观赏目的的安排，同时，如果参照室内其他的海外奢侈品（如华丽的寝具和桌布），那么，瓷器的尊贵也是题中之义了。

　　雅克·利纳尔（JacquesLinard）是法国最早的静物画家，他多次画过中国瓷器，而且，还喜欢将瓷器图像旁题跋中的中文字也给予一丝不苟的描摹，为我们确认器物的身份直接提供了最为确凿的证据，实在难能可贵。譬如，他的《五种感官和四种元素》（年，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和《插着鲜花的中国碗》［年，马德里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MuseoThyssen-Bornemisza）］中画了同一款的中国青花瓷碗，只是摆的角度和位置有所变动而已，可见他对青花瓷器的青睐和激赏。法国女作家路易丝·穆瓦荣（LouiseMoillon）以静物画闻名。她多次涉笔青花瓷器，细腻而又饱满，譬如年轻时候画的《静物与樱桃、草莓以及醋栗》（年，帕萨迪纳市诺顿·西蒙艺术博物馆）已经将荷兰与佛兰德斯的静物画精华学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颇令人惊讶。

　　英国画家纳森尼尔·培根（SirNathanielBacon）在其《厨师女佣与蔬菜瓜果等静物》（约年至年，伦敦退特美术馆）一画里，用心再现了一只盛放葡萄的青花瓷盘，算是整个画面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了。

　　德国画家格奥尔格·弗莱格尔（GeorgFlegel）以静物画驰名，不少作品中点缀了精美的中国瓷器，颇受欢迎，譬如他的《静物与面包、糖果》（年代不详，法兰克福施泰德美术馆）、《静物与面包、酒以及煎蛋》（年代，阿沙芬堡国立绘画收藏馆）、《丰盛的早餐》（年代不详，私人收藏）、《静物与放在瓷碗里的栗子、榛果、酒杯、苹果、杏仁、甲虫以及老鼠等》（年代不详，私人收藏）、《甜点静物》（年代不详，慕尼黑古代绘画陈列馆）、《静物与花卉、点心》（年至年，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和《静物与鹿角虫》（年，科隆瓦尔拉夫理查尔茨博物馆）等。

尚·艾蒂安·利奥塔尔巧克力少女羊皮纸上水粉画82.5×52.5厘米约-

　　18世纪时，迷恋中国瓷器的西方画家也不在少数，同时由于价格更为便宜，甚至差不多与中国的销售价格齐平，因而越来越普遍地进入日常生活，而非单纯作为观赏对象。〔23〕瑞士画家尚·艾蒂安·利奥塔尔（Jean-EtienneLiotard），在自己的画作中屡屡描绘了中国的瓷器。据说他为自己妻子与女儿所画的《利奥塔尔太太及其女儿》中，就有极为精致的瓷器细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水粉画杰作《巧克力少女》（年至年，德累斯顿古代大师绘画馆）被收藏者誉为“水粉画中的荷尔拜因”，确实再将瓷器的优雅推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画中的巧克力杯是否就是一件中国的瓷器，虽然不能完全言之凿凿，但是，它与中国的联系却并非一点关联也找不到。曾经收藏此画的佛朗切斯科·阿卡罗提伯爵（CountFrancescoAlgarotti）在给巴黎的友人尚·马里埃特（JeanMariette）的信件中这样写道：

　　我从大名鼎鼎的利奥塔尔那儿购得一幅水粉画，高约3英尺。它描绘的是一个德国妙龄女仆的侧身像，她正端着一个托盘，上有一玻璃水杯和倒了巧克力的瓷杯。此画的风格是几乎没有阴影的，在明亮的背景上还有反射在玻璃杯上的双开窗户投进来的光线。它是用中间色画成的，色调的渐变无可挑剔，而且，是完美无懈的轮廓……同时，虽然它是一件欧洲的艺术品，但是，模仿了中国的趣味，你知道，中国人是阴影的天敌。〔24〕

　　可见，收藏家属意的就是其中的中国味道。利奥塔尔的《静物：茶具》（约年至年，洛杉矶盖蒂博物馆）以整套瓷器茶具为主题，细腻而又亮丽，弥漫着优雅的东方气息。

　　荷兰画家尼古拉斯·维克耶（NicolaesVerkolje）的《坐着品茶的两位女士和军官》（约年，伦敦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25〕则是将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瓷器茶具呈现出来。这种描绘倒是很吻合瓷器价格的变动状况的。17世纪80年代以来，瓷器在欧洲的价格开始下滑，也就让它们慢慢变成了餐桌、茶桌上的寻常用品了。而且，瓷器十分适合热饮品，较诸比较容易导热的金属饮具，不易烫手。它们也常常与漆器茶盘一起组成所谓的热饮茶具（cabarets）〔26〕。维克耶的画再好不过地再现了当时的瓷器与生活的关系。

　　法国画家亚历山大-弗朗索瓦·戴斯伯特（Alexandre-Fran?oisDesportes）在《静物、猎物与瓷碗》（约0年至年，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中描绘了一件典型的青花瓷器，在画面中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他的《静物与巧克力壶》（约0年至年，私人收藏）〔27〕呈现的是一整套瓷器茶具。同一时期图画的《红腿鹧鸪、水果与风景》（私人收藏）〔28〕中也有精美的中国瓷器，上面的龙的形象清晰而又生动。雅克-安德列·约瑟夫·阿威德（Jacques-AndréJosephAved）于年所作的《布里昂夫人坐着品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一画中赫然有一件犀牛角形的德华杯和康熙年间的带盖广口瓶。在中国，犀角被视作具有神效之物，倒放而使其如杯子状。此物在18世纪做成了具有吉祥意义的外销瓷。画中壁炉架上的瓷器正是类似的器物，而巴黎上流社会家庭中摆设这样令人猎奇的舶来品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碰巧，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17世纪末清代的德华杯，正可两相参证。顺便一提，布里昂夫人并非如题所示在品茶，而是饮用咖啡，桌上的银质咖啡壶算是一种证据。不过，既然有德华犀角杯和康熙广口瓶相伴，“品茶”是更为相宜的事情，而且，茶在当时远比咖啡、巧克力等更为名贵。艺术家是在巧妙地恭维自己的赞助人？〔29〕当然，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画家当推布歇尔（Fran?oisBoucher）。他的《家庭早餐》（年，卢浮宫博物馆）描绘的是一家人以瓷器茶具享用热巧克力，而壁炉一侧架子上的菩萨像和画面左侧桌子上的青花瓷器更是渲染了一种浓浓的东方趣味。其画于年的《在白天睡榻上的女士》（纽约弗里克美术收藏馆）〔30〕也在墙上挂架上出现了一套似乎是用来装饰的小茶具。大约在年，布歇尔画了《蓬巴杜夫人肖像草图》（卢浮宫博物馆），背景书柜上方摆放的是一件添加了欧式饰物的青瓷瓶，艺术家对自己赞助人的文化修养和视界的夸耀是不露声色的。

　　再次，看一看19世纪西方绘画中的瓷器。尽管从18世纪中期以来，由于伴随着中国风而形成的过度奢靡或夸张的趣味已经有人发表了微词，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Hogarth）在他的系列作品《时髦婚姻》（共6幅）仍然描绘了东方瓷器的细节，但是，这已经是一种微言大义式的表达了。他的《时髦婚姻》之二《私下对谈》（约年，伦敦国家美术馆）描绘的是新婚不久的夫妇（子爵与商人的女儿）在各自经历了一夜在外的风流（小狗在子爵的口袋里发现了一顶陌生的女帽）和赌博牌局之后疲惫不堪的情形。这是一场很快被证明是一种灾难的婚姻，杂乱无章的室内、壁炉架上象征阳痿的半身像（鼻子断裂）、象征乱性的青蛙等，都在讽刺这场婚姻的当事人。那些瓷器也看上去似乎是乐章中的噪音一般，并非雅鉴的对象。〔31〕不过，一般而言，东方瓷器在当时的西方画家的心目中还是一种高雅文化的标志。譬如，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的《穆瓦特希埃夫人》（年，英国国家美术馆），在画面的左侧就有意放置了一精美的瓷器，以显示女主人的典雅趣味。不过，需要稍加辨析的是，这件瓷瓶并非中国所制，而是属于日本的伊万里（Imari）瓷器。〔32〕同样，美国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SingerSargent）所画的巨作《爱德华·达里·博伊特的女儿们》（2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中也有两个巨大的瓷瓶，不过，它们也非中国物品，而是产自日本有田（Arita）的瓷器。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19世纪画家的心目中，来自东方的瓷器乃高贵、典雅和修养的代名词。

　　在19世纪的西方艺术家中，美国画家惠斯勒（JamesAbbottMcNeillWhistler）是将中国瓷器推到极为精彩程度的艺术家。他旅居英国时不但自己大量地收藏中国青花瓷器，而且，自己动手制作中国瓷器主题的版画，而更为耀眼的则自然是其围绕瓷器而画的油画作品。他的蝴蝶状的签名，也颇像中国的画押或肖形章。看一下他的《艺术家的画室》（年，都柏林市立现代美术馆），我们就能发现惠斯勒本人就在画中，那么，可以推想，这也就是惠斯勒自己的画室了，而左侧架子上为数可观的中国青花正是让画室极为增色的物品，也彰显了艺术家本人的爱好与趣味。在其《白色交响乐之二》（亦名《白衣少女》，年，伦敦退特美术馆）中，模特儿是艺术家的情人，而壁炉架上的青花仿佛是艺术家唯美观的最好不过的一种注脚。他的《紫色和玫瑰》（年，费城艺术博物馆）也大致相似，只是其中的青花增加到了7件套，再加上人物身上的中国旗袍、手持的毛笔、漆器茶盘、丝绸团扇及标有“大清康熙年制”的镀金画框等，都极大地增添了画作的异国情调，透出对中国文化的一往情深。令惠斯勒的声誉登峰造极的作品当推其著名的孔雀厅（华盛顿特区弗里尔美术馆）。不仅仅是孔雀厅中央的油画《来自瓷器国度的公主》（年），甚至包括实际摆设的青花瓷器，都成了其创造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青花瓷器，惠斯勒作品的精彩程度会打多少折扣！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的不朽恰与中国青花紧密相连了。

　　英国画家中也有迷恋中国瓷器的，譬如，浪漫主义画家约翰·艾金森·格雷姆肖（JohnAtkinsonGrimshaw）在创作风景画之余，但凡画室内的场景和人物时，就常常会情有独钟地添上精致的中国青花瓷，因为其本人就是这方面的收藏家，而唯美的艺术表现正需要这样的道具。女画家路易丝·乔普林（LouiseJopling）的油画作品《蓝与白》（年，利物浦阳光港利弗夫人美术馆）描绘的则是两个身着白色薄纱长裙的维多利亚时期少女手持亚麻布擦拭瓷器的情景，而她们的背景就是形制各异的青花瓷，令人不禁有冰清玉洁的联想。

　　荷兰画家威廉·德·茨瓦特（WillemdeZwart）画过一幅题为《瓷盘中的苹果》（约0年至年，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静物画，其中有一件“万历”年款的瓷盘，恰好此件瓷器也在博物馆的藏品里。此画曾作为画展“梵高和阿姆斯特丹的画家们”中的展品之一，年9月2日至10月9日展于北京的首都博物馆。

尚·艾蒂安·利奥塔尔静物：茶具布上油画37.8×51.6厘米约-

　　最后，应该提及20世纪西方绘画中的中国瓷器。我们知道，到了20世纪，中国瓷器当然已不再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了，因而，相应的描绘就不是那么集中和引人注目了。不过，也有一些作品似可一提，譬如，美国女画家露丝·佩恩·伯吉斯（RuthPayneBurgess）曾画过一幅《中国绿罐》（年，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显得颇为耐看，是静物画中的上乘之作。其中的淡绿色瓷罐优雅华贵，而前面的一尊较小的中国文人像更是增添了一层文雅的气息。其实，此画细究起来不无历史感。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土崩瓦解之后，大量的文物旧藏流出中国而落入西方人之手。年4月18日，在纽约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贵族婚礼，有一件礼品就是“配有乌木架的淡绿”中国瓷罐，可能就是《中国绿罐》中的器物。露丝·佩恩·伯吉斯的画作所反映的正是20世纪20年代上流社会女性对于“东方”装饰风尚的追求。〔33〕

　　西方绘画中的中国瓷器不过是一种东方元素的表征，而西方艺术家们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一次次地与之相遇，充满好奇或迷恋地予以描绘，确实留下了为数可观的视觉文本，它们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交互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艺术家因之各自绽放艺术个性的缤纷结果。当然，本文所梳理的甚至还不是什么荦荦大者，相信尚有更多可以进一步深究的空间。

注释：

〔1〕SeeJean-PaulDesroches,Foreword,inStéphaneCastelluccio,CollectingChineseandJapanesePorcelaininPre-RevolutionaryParis,translatedfromtheFrenchbySharonGrevet,LosAngeles:theJ.PaulGettyMuseum,,p.9.

〔2〕SeeStéphaneCastelluccio,Introduction,CollectingChineseandJapanesePorcelaininPre-RevolutionaryParis,p.15.

〔3〕［美］甘雪莉《中国外销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年版，第76页。

〔4〕SeeJean-PaulDesroches,Foreword,inStephaneCastelluccio,CollectingChineseandJapanesePorcelaininPre-RevolutionaryParis,p.9.

〔5〕SeeStéphaneCastelluccio,Introduction,CollectingChineseandJapanesePorcelaininPre-RevolutionaryParis,p.15.

〔6〕SeeJean-PaulDesroches,Foreword,inStéphaneCastelluccio,CollectingChineseandJapanesePorcelaininPre-RevolutionaryParis,p.9.

〔7〕SeeSStéphaneCastelluccio,Introduction,CollectingChineseandJapanesePorcelaininPre-RevolutionaryParis,p.18.

〔8〕明朝初期，以婆罗和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则为西洋。

〔9〕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17世纪全球贸易》，台北远流出版社年版，第38页。

〔10〕同〔9〕，第页。

〔11〕同〔9〕，第38页。

〔12〕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其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对维米尔的《代尔夫特的风景》似乎情有独钟，认定其中“墙上的一抹黄色”乃绝美的细节，“如同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精品，具有一种自足的美”（参见第五卷）。

〔13〕同〔9〕，第30页。

〔14〕SeeRosamondE.Mack,Bazaartopiazza:Islamictradeanditalianart,-,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ff.

〔15〕SeeIbid.

〔16〕SeeCraigClunasandJessicaHarrison-Hall,ed.,Ming:50YearsthatChangedChina,BritishMuseumPress,,p..

〔17〕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推测一下曼泰尼亚与明代中国青花瓷器的关联。贝利尼是以曼泰尼亚为标杆的，以至于他的有些作品曾经被认为是曼泰尼亚的手泽，譬如，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变容》（年，威尼斯科勒博物馆）、《耶稣受难》（约年至年，威尼斯科勒博物馆）和《园中祈祷》（年，伦敦国立美术馆）。这就是说，贝利尼后来的画作中出现中国明代青花瓷器，或许是心仪曼泰尼亚绘画影响的结果。尤其在构图方面，贝利尼则借鉴更多。此外，贝利尼的姐姐尼可洛西亚（Nicolosia）于年嫁给了曼泰尼亚，这也可以佐证两人（妻弟—姐夫）的密切关系。SeeKeithChristiansen,Dunkerton,BelliniandMantegna,inPeterHumphrey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GiovanniBellini,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8〕SeeCraigClunasandJessicaHarrison-Hall,ed.,Ming:50YearsthatChangedChina,,p..

〔19〕SeeRosamondE.Mack,Bazaartopiazza:Islamictradeanditalianart,-,p.ff.

〔20〕SeeJillDunkerton,Bellini’sTechnique,inPeterHumphrey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GiovanniBellini,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

〔21〕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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