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十年期间，结交了无数非洲朋友，但是让我几十年忘不了就是我的非洲“干儿子”伊地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第一站就是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我落脚的地方是尼亚美最大的电影院“扎巴尔冈”(Zabarkan)附近一个小院落，它是当时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经参处的招待所，经常招待在尼日尔工作的专家组成员，我是这个招待所的实际负责人。

我在这个招待所工作了两年多，工作之余我经常和住在周围的邻居们一起在树荫下聊天，也经常和他们一起玩康乐球，这是使馆经参处放在招待所供路过的中国专家娱乐用的。在和非洲朋友一起聊天和玩乐时，我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由于我能讲法语和豪萨语，所以交的朋友特别多，朋友中不仅有老人、小孩，还有政府官员、家庭妇女。在这些朋友中，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和我的“干儿子”伊地一家的友谊。

伊地是我们招待所旁边一个邻居家的小孩。当时他只有三岁左右，长得非常漂亮可爱，我在招待所工作时，伊地常到我们招待所门口玩，我又特别喜欢小孩子，便经常和伊地说话，逗他玩。伊地经常喜欢在我们吃饭时间来我们住处玩，因为我常给他吃一些东西，如馒头和水果，时间久了，我和伊地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也熟悉了，到了吃饭时间还不见伊地回家，他们就知道伊地一定在我们住处。

作者（后左）和他的非洲“干儿子”伊地（前左）合影留念

伊地父母是豪萨人，我们周围邻居大多数也是豪萨人，我又能流利地说豪萨语，所以我们平时都用豪萨语交流而不用法语。

语言的障碍一旦没有了，我和伊地一家人和周围邻居就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伊地家的人都不把我当外人，我可以随时出入他们家，和他们家人聊天，看他们怎样做饭、吃饭。我会的几样非洲菜就是伊地的母亲教我做的。他们家人有疾病需要什么药，我尽量通过中国援助尼日尔的医疗队医生朋友弄点送给他们，一般头痛脑热的小毛病，我都能帮他们治好。非洲人缺医少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很普遍，中国生产的“清凉油”在当时的尼日尔很有名，因为在太阳穴上抹一点人就会感到很清凉，非洲人就认为这真是一种良药，伊地家的人就常向我要“清凉油”。伊地也懂这一点，每次见了我，就要我在他的太阳穴上抹一点“清凉油”，他感觉到舒服、清凉。

一次，我们招待所被偷了，盗贼把一些提包和衣服偷了出去，然后掏空了里边的钱后把空包和裤子全扔到了伊地家旁边的一个垃圾堆上，正巧那天一大早，伊地的姐姐到垃圾堆上倒垃圾，发现了已被掏空的钱包和中国人的裤子，她便把空钱包和裤子送还给我们，虽然被偷的东西已经追不回来了，我们还是十分感谢伊地姐姐帮我们送回来东西。

由于我和伊地一家人的友好关系，伊地一天到晚一有空就到我住处玩，周围的朋友就常和我开玩笑说，“你干脆把伊地当‘干儿子’养”，有人见了我就随口问“你的‘干儿子’呢？”大家都这么说，我也就默认了，对伊地感到特别亲切。

招待所一般不让外人随便进入，可是我却常常把伊地领进招待所里给他吃点小零食，和他说说话。当时，我们招待所有一个专家组成员手很巧，用铁丝做了一只捕鸟器，我逮到了鸟就把鸟送给伊地玩。我们招待所偶尔从经参处拿来一部中国电影，一般是中国功夫片，我们在院子里放，周围邻居只能在外面看，而我都要把我的“干儿子”领到院子里和我一起看。

伊地的父亲是一个农业技术人员，曾在中国台湾接受过培训，尼日尔和台湾断交后，他便和中国援尼日尔的农业专家打交道。我和他熟悉后，便经常和他交谈一些尼日尔农业发展方面的问题。伊地的伯父叫做“老七”，就住在我们招待所的对门，他是一个在尼日尔第一任总统迪奥里政府中做过外交官的人，赛义尼·孔切通过政变上台后，他一直闲居在家，我和他成为邻居又成了好友后，交谈得最多，而伊地是我们之间友谊的最早的纽带。

上世纪八十年代，尼日尔政府曾一度和台湾恢复了外交关系而和中国断交，我当时正好赶上了这外交风波。断交之前，我们招待所理所当然地要处理掉所有的东西，例如招待所的床铺、垫子和其它家具，由于我和伊地家的特殊友好关系，我便优先把一些东西处理给伊地家的人，我的一些私人东西则白白送给了他们。

我是最后一批撤离尼亚美的人，在离开前，我向伊地的家人一一告别，对于这个“干儿子”我更是依依不舍。我在非洲十年期间，结交了无数非洲朋友，但是让我几十年忘不了，印象最深的人就是我的这个非洲“干儿子”伊地。掐指算来估计伊地已经有四十来岁了，我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和他见上一面，我现在诚挚地希望他健康、幸福。

（文

王正龙北京外国语学院豪萨语组组长，是本专业在我国的创始人之一）

本文刊于《中国投资》非洲版年5月号。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回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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