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西米克CharlesSimic

查尔斯·西米克，诗人、散文家、译者。年生于南斯拉夫，年移居美国，曾经在纽约大学学习，年开始发表诗作，并翻译了大量的南斯拉夫、法国、俄国等国诗人的作品。已出版20部个人诗集，代表作有《草说什么》《给乌托邦和近处的天气预报》《不尽的布鲁斯》《疯子》等。

他曾先后获得过包括普利策诗歌奖和华尔特·惠特曼诗歌奖在内的多种美国重要诗歌奖，并于年被选为美国诗人学院顾问。年，西米克被推选为美国第15届桂冠诗人，被推选理由是“他具有惊人的原创性。他的诗有梦的性质，所以他诗里的现实与我们眼睛耳朵感受的现实很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篇由青年译者张健翻译的西米克的文章——《食物与幸福》，这篇文章看似是在讨论如何吃和享受美味的话题，但西米克对记忆里用物品交换食物的经历、布雷克饼的做法和味道、亚得里亚村庄的海鲜...等等这些都描述的极为生动有趣。确实，拥有着记忆里的食物是一种幸福，对食物的痴迷，正是灵魂存在的最有力证据。

食物与幸福

悲伤与美食是互不相容的。旧时的圣贤们早已知道，酒会使人变得滔滔不绝，但即便世上最醇的佳酿，也难免会让人心生忧郁——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然而食物却截然不同：当一桌佳肴呈现在人眼前，幸福感总是随其而至。一盘西班牙海鲜饭，一份酸菜熏肉炖土豆，一盆法式炖牛肚，还有其他许多源于乡下的人间美味……最美的谈话应是坐在摆满了以上美食的桌前，而诗歌、智慧，都不过是与之相伴的陪衬。厨师才是真正的缪斯。小猫小狗们总不会远离繁忙的厨房。天堂是一锅在炉火上慢煨着的红辣椒。如果我要写出自己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那里多半会有美食、美酒，以及围坐一桌的朋友。

荷马从不空着肚子写作。

——弗朗索瓦·拉伯雷

人们在撰写自传时，可以试着描述自己生命中所能忆起的每一顿美食，如此一来，它很可能比最初要写的自传读来更有趣。说真的，你更愿意读哪一个：是一个人对其初吻的描述呢，还是一盘烹饪至美的肉馅卷心菜？

不得不承认，相对于曾有过的思想，我对自己吃过的食物的记忆反倒更为深刻。尤其是对遥远的至年的记忆，那时我们还在南斯拉夫，虽然大多时候都要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的记忆却分外生动。那是黑市繁荣的年代，女人们用她们的结婚戒指和丝质内衣换取火腿。我们偶尔会被邀请去参加某种“地下宴席”，而其他人都在挨饿。

就让我从自己意识到食物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的那天开始讲起吧。那时我九岁，第一次吃了多布罗萨夫·赛特科维奇的布雷克饼。直到今天，当我闭上眼睛，我似乎仍能看见它、尝到它的滋味。

所谓“布雷克饼”，是一种用生面团做成的派，里边裹着肉馅、奶酪，或菠菜，在近东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各国十分流行。如同今天的披萨，无论你在哪里吃到它，味道都不会差，但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做出艺术极品般的布雷克饼。我父亲说，当年多布罗萨夫退休离开了他在斯科普里的面包店，当地市长和官员们得知他的离去，竟派警察前去追捕他。当他被警察戴上手铐缉拿归案后，他们来到监狱探视他：“多布罗萨夫，你怎能对我们如此狠心？你至少也该为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布雷克饼，然后再去追寻你的心指引你去的地方！”

在四十四年前的那个飘雪的寒冷冬日清晨，我吃到了他那著名的布雷克饼。多布罗萨夫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在他的厨房里做出那些饼，卖给经他挑选过的顾客——他们总是敲门进入他的房子，像一群偷偷进行地下交易的外国商人。我被邀请前去做客的那天——因为我那被流放的可怜的父亲曾对多布罗萨夫非常友好——他做的是肉馅饼！当我把每一小块从嘴边掉出来的油渣饼屑都吃得精光时，多布罗萨夫站在一旁，像猫观察笼中的小鸟一样观察着我。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意识到，他的布雷克饼如此美味并非出于侥幸。多布罗萨夫一定知道些其他做布雷克饼的人所不知道的秘密，我想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这是我第一次对一位厨师满怀崇拜。

接下来是我的舅妈，伊万卡·巴亚洛维奇。每当我吃完所有的食物并把餐盘都揩得干干净净时，她总是难过地摇着头说：“总有一天，我要为你做一顿怎么吃都吃不完的饭。”根据我当时的胃口，这听上去简直不可能，但她却真的做到了！她找来一只用来炖汤的大锅，用邻居的话说，“在锅里塞满了足够喂饱一支军队的豆子”。

每一个塞尔维亚人，无论男女老幼，对这道菜的做法都有着自己的理论。有人喜欢浓稠，有人则享受多汤。在稠与稀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但几乎所有人都会放入培根、猪肋排、香肠、红辣椒和胡椒这些经典搭配。上流家庭多使用纯瘦肉，贫苦人家则用更多肥肉代替。我的舅妈曾在伦敦上过学，直到今天仍操一口英式英语，这让她听上去像个挖沟工人的妻子——她煮的豆子香辣无比。

我的舅舅，是那种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大自然的奇妙造物——一个可以整天吃个不停，体重却从不增长的瘦子。很遗憾，我甚至不知道那天我们究竟吃下了多少煮豆子，我猜大概有三到五满盘——那可是又大又深的欧洲式汤盘，每盘装下的豆汤分量着实不少。那是个夏日的午后，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吃豆汤，好管闲事的邻居们一边在旁观看，一边替我们记录成绩。我记得吃到最后，我从座椅滑坐到了地板上。

我感到快要撑死了，原来人真的可以被食物撑死。舅舅却仍旧挥舞着勺子，把头深埋在汤盘里。在某个时刻，全场陷入寂静。人们一开始还七嘴八舌地谈话、相互开着玩笑，而这时我舅妈已筋疲力尽，忍不住进屋去小憩了。锅里的豆汤还剩下很多，可我已实在吃不下了，我甚至无法挪动身体。终于，连舅舅也蹒跚着栽倒在床上，只剩下我自己坐在桌子下面，顶着难耐的酷热，看着夕阳斜下，意识渐渐变得模糊，我想，做一头猪一定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年5月9日，应我的请求，亲戚们没有送给我生日礼物，而是直接将原打算买礼物的钱给了我。拿到钱后，我花了一整天时间与一位朋友穿梭于一家又一家点心店，我们吃下了不计其数的奶油松饼、乳蛋卷、巧克力千层蛋糕、朗姆球、皮辛格蛋糕、罂粟籽馅点心，以及其他维也纳和匈牙利点心。到了傍晚，我们的钱花光了。当我们正在贝尔格莱德火车站附近缓慢地挪步，一个男人搬着一只巨大的行李箱，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我们身后赶了上来。他问我们是否可以帮他把箱子搬到火车站去，我们答应了他。那只箱子真是重极了，我们抬动它时，它发出像是装满了银器或窃贼工具似的响声。不过我们终于还是将它送上了他的火车。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上车前竟慷慨地递给我们一笔钱，以感谢我们的帮助。我们连想都没想，不约而同地回到那家我们最中意的点心店。在那里，店员惊恐地看着我们又点了更多的冰淇淋和蛋糕。

年，我整个夏天都住在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小村庄。说是村庄，但事实上我和妈妈、哥哥一起租住的那栋房子，坐落在一片距村子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的海边沙滩上。我们的房东太太，一位“二战”寡妇，做得一手美味无比的饭菜。在她家，我生平头一次吃了鱿鱼，也由此开始了对橄榄油的终身至爱。无论做什么鱼，房东太太都会搭配少许橄榄油、大蒜和欧芹。直到现在，我仍最钟情于这种口味的海鲜。

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一种名叫“格利策”（原文为克罗地亚方言girice，是一种生活在意大利东海岸的小海鱼。）的很小的海鱼，外裹玉米淀粉后用油炸熟。我们直接用手抓食这些油炸小鱼，连鱼头也一起吃下去。由于午饭后不适合游泳，所有游客都会睡上一个很长的午觉。我仍记得在我们凉爽的房间里的干净床单，那怡人的海浪声，那令人回味的鱼香，还有那悠长的、充满色情梦境的下午觉。

在当年那个美妙的地方，有两位女性使我着迷。一个是住在隔壁的来自萨格勒布的戏剧演员，她经常在沙滩上人群稀少时，脱去她的比基尼上衣做日光浴。我总是躲在灌木丛后偷看她。另一个是房东太太十六岁的女儿。我不由自主地总跟在她身后，她竟会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待在一起，一定是发了疯。我们经常游泳到海湾深处的一块礁石上，那里长着很多野葡萄。我们躺着享受日光浴，时不时向嘴里塞一颗野葡萄。到了晚上，有那么一两次，我甚至得到了她的吻。然后我们一起吃用贻贝做的意大利烩饭。

会喝汤的人，

死后也不会睡去。

——摘自法国民谣

在巴黎，我来到了一所只能被形容为“失败者集中营”的学校。这里的年轻人们注定无法继续为法国的教育体系带来荣耀，而是走上了成为小气的官僚和商人的平庸道路。我们在学校里吃午饭，那里的食物多数时候尚可忍受，我们有时甚至能喝到红酒。不过，学校在每个星期二供应的蔬菜汤，总是让我欲罢不能！在厨房里磨粉的那几位胖厨娘，一定有一位来自南方，因为那蔬菜汤有种普罗旺斯风味。不知为什么，其他人却不太喜欢这种汤。学校规定，每个人必须“解决”自己盘里的所有食物，也因为我对蔬菜汤如此钟爱，餐桌前坐在我周边的伙伴们都会把他们的汤让给我。于是我往往得以独享三到四盘混合了西红柿、绿豆、黄豆、土豆、胡萝卜、白豆、面条和香草叶的浓汤。这样的饱食使我在午后的课堂上很容易打瞌睡，而老师们总是粗鲁地将我叫醒，罚我站到写满数字的黑板前面去。我迷迷糊糊地站在那里，仍感到困倦不已，渐渐地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不再有人说话或挪动。而留给我的唯一慰藉，则只剩下唇齿中存留的汤汁香味。

几年前，我在热那亚*帕拉佐·多利亚酒店的一场风格高雅的接待会上，与该市的市长谈话。当我提到自己很享受当地菜肴，他脱口而出道：“我热爱美国食物。”我问他所指的是什么食物，“我喜欢炸薯片，”他告诉我说。我必须承认，炸薯片的确非常美味。

如今回想起年，当我们初到美国时，我和哥哥简直成了以炸薯片为食的动物。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手捧装着炸薯片的巨大包装袋，这可是经过了父母许可的——我们正在学习英语，我们成了美国人啦。真不敢相信在如此的放纵后，我们的牙齿竟没有全掉光！我们每天要两次前往超级市场，去参观那些垃圾食品。那里有如此多的食物可供品尝，而我们对每一个都兴趣盎然：辣味烤火腿、棉花糖、午餐肉、HawaianPunch牌果汁、Newtons牌无花果酥、V-8果汁、Mounds牌巧克力棒、Planters牌花生，等等……每一个都美味无比。美国的所有食物都相当不错，只有“神奇面包”是个例外——我们觉得它简直难以下咽。

我用了好几年才从对食物的贪恋中恢复理智。有一天我遇见了萨尔瓦托，他说我吃起东西来像个蠢货，把我带回家见他的母亲。萨尔和他的三个兄弟都有体面的工作，都没有结婚，也都还住在母亲家里并上交各自的薪水。他们的父亲已经离世，所以母亲的全部任务就是喂饱这四个儿子。她似乎在一直不停地烹饪，家里的每一顿饭都像是乡下农民的结婚宴席。然而在她看来，她的儿子们当然是身在福中而不知的。“你疯了吗，妈妈？”每当她端上又一盘蒸菜，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喊道。但这位老妇人可并不退缩，仍旧我行我素。我去拜访的那天，她很高兴能有位更懂得欣赏她厨艺的新成员和她的儿子们一起坐在桌前，而我也毫不吝啬地对她的饭菜大加赞赏。

她做的是意大利南部风味的菜肴，放了许多橄榄油和大蒜。想起她做的银鱼扁意面，我似乎又回到了那种高度觉悟的状态。我们常喝西西里红酒搭配这种面条，她会在开饭前就打开好几瓶，放在餐桌上——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她会骗我们说没有其他食物了，于是我们每人至少会吃上两份扁意面，而后她却又端出一些香肠，接着还有烤肉。

吃完饭后，我们会继续坐在餐桌前，一边喝酒一边听贝尼亚米诺·吉里和费卢西奥·塔利亚维尼的老唱片。殷勤的老妇人仍不时来到桌前，劝我们再来一块奶酪或蛋糕。最后，正当我们以为她终于放弃继续劝食，已进屋去睡觉时，她会出乎所有人意料，又端来一盘新鲜无花果。

*

我已故的父亲，终其一生从未在饭桌上拒绝过再来一份的美意。他有一个所有美食家们共同的特质——越是吃得多，便越是喜欢谈论美食。我母亲对此总是惊叹不已。我们刚吃完一只巨大的德国泡菜烤火鸡，父亲便开始追忆他年在罗马尼亚边境的某个小村庄里吃到的一种像早餐肠似的香肠，或是一位失明的妇人年在马赛为他烧的鱼汤——好吧，或许她并没有完全双目失明，并且她长得挺好看——总之不管怎样，每当他讲完三四个这样的故事，我们已经再次感到饿了。我父亲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假如你在Lutèce餐厅饱餐一顿后仍能吃下点别的，比如一只热狗，那么这证明你的身体非常健康。如果你的朋友偶然来家里做客，在进门三分钟后他仍没能开始吃点什么或喝点什么，那么你简直毫无礼貌可言。对于那些对食物提不起兴趣的人，他会觉得完全无法理解。他会像个人类学家那样向他们提问，然后满脸困惑和担忧地走开。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日子里，他告诉我说，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听取医生的建议在七十五岁后减少进食和饮酒，那让他痛不欲生，直到他又恢复到原有的生活方式才重新感到满足。

有一天，我们在第二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聊天。如往常那样，我们又陷入了针对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的争论。我突然来了灵感，感到自己似乎明白了一切！正当我兴致勃勃地引用康德、笛卡尔和维特根斯坦时，突然发现他已经不在我身边。我四处寻找，看见他在身后一个街区之外，正盯着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得入神。我有点生气，因为他既不挪动脚步，又对我的呼喊毫不理睬，于是我不得不折回到他站着的地方。最后，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过头来茫然地看着我。“你能相信吗？”他一边说，一边指向橱窗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匈牙利熏香肠、萨拉米和猪肉皮。

我的朋友麦克·德波特，因其祖父曾是圣彼得堡的一位著名律师，他时常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直观与祖父的法律体系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对食物的痴迷，正是我们的灵魂存在的最有力证据。因此，尽管身体已得到了满足，灵魂却远远没有。“这是不是意味着，”我问他道，“灵魂永远不会满足？”对此他还没有回答我。按照我自己的理解，那是一种至高幸福的标志。当我们的灵魂感到幸福，它们便谈论食物。

写于《安泰》杂志有关食物、葡萄酒以及饮食艺术的特刊，初次发表于年。

文

查尔斯·西米克

译

张健

选自由磨铁读诗会即将出版的查尔斯·西米克散文集《以欢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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