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西方“世界历史”是汉学的衍生物

“在今天被视为次要学科的汉学，竟在17世纪的欧洲，在形成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等现代学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Brook）

“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他们（西方中心论学者）虚构历史……，发明一种以欧洲为主轴的虚假的古今‘普世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世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它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伪造物。”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

（一）最近横空出世的古代文明与历史

先是依靠夏朝和夏朝之前的（文献）信史作为框架，搭建起“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再凭借“科学考古”佐证之；然后则“盗憎主人、盗亦有道”，即像拆除建筑支架一样地削减中国历史，而凸显出泛西方的“高大上”！

在近代西方，中国信史与“世界历史”是体用关系——前者是实体，后者是滥用。17世纪，主要是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所提供的中国历史及年表，颠覆了欧洲神权及其时空观，而掀起了启蒙运动，导致“三重创世纪”：

一是“文明”——完成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型〔世俗化与文明化〕；

二是“历史”——按照中国模式设计出“圣经编年”，再由它来展开“普世历史”；

三是“圣经”——它本身也被改版和改时间，以吻合于“中国标准”。

“圣经创世”（开天辟地）仅发生在几千年前，这是何等的荒谬！尽管如此，近代欧洲学者按照中国历史而将它上调了许多世纪，来理顺泛西方的编年史。正如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基德（ColinKidd）所说：

中国历史……严重威胁着《圣经》的可信性。……（原先）大主教乌雪（JamesUssher,-）计算出“创世”与洪水分别发生在公元前年和公元前年。然而，按照耶稣会士的介绍，特别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所写的，中国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年——中华帝国的开端是在公元前95年。……福修斯（IsaacVossius,-）接受了汉学新知，从而用希腊文《圣经》代替（更权威的）摩西—希伯来版本，这就把“圣经编年”提早了1,年；由此，创世和洪水的时间，分别变成了公元前5年和公元前年（左右）……。这样，欧洲的汉学先驱们就将中华文明从一个令人不安的谜题，转化成了对摩西历史（神话式的普世历史）的确认。

图解这是当代国外学者根据17世纪欧洲的资料，所整理出的一个“诺亚家谱”（洪水幸存者的子孙后代分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其特点是使用了中国编年史的上古部分，作为它的时间标准〔左边的刻度线〕；这当中，伏羲（Fohi）或尧（Yao）、神农（Shin-Nong）、黄帝（Whang-Ti）都是“时间基点”。尤其是，该图表典型地反映了如此17世纪欧洲的主流观点，即中国人是诺亚的直系后代，并且诺亚本人就是尧（或指伏羲）。

18世纪，伏尔泰为法国《百科全书》所写的“历史”词条，是以中国为开端和“以人为本”（去神化），旨在配合启蒙运动。

19世纪见证了“历史学十字军”——中东考古，它既与在欧洲急剧膨胀的“历史文献”相辅而行，又以“科学实证”来印证后者；与此同时，中国编年史仍被当作那层出不穷的“新历史”的尺度。

到19-0世纪之交，西方开始“反客为主、反攻倒算”——把中国从“世界历史”之首，贬为“文明古国”之尾。

我们将在后文阐明，仅从书写工具而言，西方的文明与历史均是在近代，基于汉字“表意”（概念）而被塑造或伪造的；这是因为：虽然文字种类繁多，但胜任于书写知识与文明的，只有表意文字（汉字）和摄取“表意”的现代文字。

进而言之，人类社会中只有一个真文明，那就是中华文明及其所派生的现代全球文明。至于通行于今天的西方“世界历史”与“世界遗产”，无论是被考古所证的，还是载于文献的，全都不可信。

图解这是一幅国外历史文章的插图〔中文为笔者加注〕。

〔图的上面〕在大部分的19世纪，中国历史不仅最古老，而且还成为（西方）“由考古所产生的新历史”的编年尺度；但后来〔图左侧的垂直时间线〕——虽然夏朝仍被保留，但它之前的中国上古史都被减掉，以致古埃及成了最早文明（引者按：不久之后，夏朝又被减掉，苏美尔文明成了最古老者）。

地图图解：在时间标准上，由中国历史（知识）“辐射”而产生的泛西方之编年史（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希腊和罗马）。

（二）按照“中国时间”构建的西方编年

“‘时间’是我们世界的奇妙工作者，也是偏见的终结者或真理的试金石。”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Porter）说：“就像中国文化的特质，它的历史之绵延和文明之稳定；凡此，似乎已经表明，‘中国时间’是令人羡慕的真理试金石。在利玛窦和约翰·韦布的眼中，中国文化机制悠久的奥秘，在于它成功地抗拒了变幻莫测的历史沧桑，这就定义了中国文化与时间的普遍合法性。”

在-年间，西方的“世界历史”，无论是文本所写的，还是考古所证的，一直是按照“中国时间”、并且以伏羲开头，进行编年和叙事的。

近代早期的欧洲没有时间概念或是时间混乱。安尼乌斯（AnniusofViterbo,-）虚构的古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等都是长达几万、几十万年，从而与仅在数千年前发生的“创世纪”相矛盾，遂被教会揭穿。接下来，斯卡利杰（JosephScaliger,-）因获得和使用中国历史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就把安尼乌斯伪史“扶正”了。

加拿大历史学家伍尔夫（DanielWoolf）指出：

利玛窦介绍了明朝的标准历史，……被斯卡利杰等人，不仅用于协调圣经时间，而且还拿来校正那些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史。……卫匡国于年发表的《中国上古史》，使学者们能够用中国远古帝王伏羲来定位欧洲编年，那是公元前年代的早期；别的可做定位的中国帝王，分别对应于亚当、诺亚和其他的洪水前的人物；……尧被定位于诺亚洪水。

在卫匡国的书问世的百年后，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SunKiun-yung,-）把巨量的中国天文历法典籍搬运和介绍到欧洲，“这项工作为欧洲普遍采用中国编年（时间）打下了基础”。

又过百年，“中国尺度”仍被用于定位“新历史”！即年《英国季刊》（作者：HenryAllon）写道：

（我们）极为满意地看到，中国历史的事实和传统怎样被用于对最近新发现的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历史与文物，进行时间协调（synchronizewith）。经过在这方面的长期精心研究，所有的古老帝国的历史基础现在都已被奠定，并与圣经历史达成几乎完美的和谐；虽然尚有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但编年史的困难已经荡然无存了。

但到年，出版的相关刊物则有很大变化：虽然还有西方学者坚持中国历史最悠久，远比埃及古老，但已没有人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尺度”了。其原话是：

最近发现的有关古代埃及和西亚编年史的资料大量涌现，非常混乱。但学者们已没有多少兴趣，把它们去对照几年前仍被接受的以伏羲开头的编年史，后者派生于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的古代中国。根据这个的编年史，中国第一个帝王的登基是在诺亚洪水之前的年……和在第一个埃及王朝之前的年。

尽管在上面的引文中，“埃及第一王朝”晚于中国历史（伏羲），但是，这段话已喻示不久之后发生的“史学变革”，即：西方学者打造的西边“古老文明”，已可以“自立山头、自成体系”了，进而“更上一层楼”——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皆反超中国这一真正的和唯一的古代文明！

图解西方“世界历史”的时间（编年史）并非其本身固有，而是来自中国。确切地说，在-年间，中国历史年代（包括年表）成为西方构建其“普世历史”的尺度。

（三）中国古代信史的唯一性与普世性

伏尔泰指出，除了中国之外，“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鉴于古埃及和腓尼基等编年史的荒谬和奇葩，伏尔泰断言：“它们都是在重复那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而且存活至今的民族！”

伏尔泰坚持中国历史是唯一可信的，他说：

特别令我震惊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在那儿，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和实际可能的；我敬佩它，是因为中国历史没有被任何神怪的事所渲染。相比之下，为什么所有别的民族都采用了荒诞的起源呢？法国古代编年史，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古代，称法国人是赫克特（Hector,特洛伊王子和战神）的后代；……把罗马人溯源至弗里吉亚（Phrygian,希腊神话）；……说诸神居住在埃及约1万年。……难道我们不应该借助中国的编年史吗?许多到过东方的、从属于不同教派的旅行家……都一致证实了这个可信的编年史的存在……。只有中国的编年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中国人的过去，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把天的历史和地的历史统一了起来，这与其他民族都不同。中国古人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会合期来标记他们的编年。我们的天文学家，检查了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准确的。别的国家创造了寓言神话，中国人用笔和星盘书写历史，书写的简洁性是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中看不到的。每个皇朝都有同代史官写史。他们的计算方法都是一致的，从而不存在矛盾错误的编年。……中国人早已知道把字刻在竹简上了。他们现在还保存了一些这种古文物，……都是以漆涂面以防止腐烂。这可能就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的。……中国人理性地写作。中国与别国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他们的历史上，从未提及曾经控制了他们法律的一个僧侣集团……。我们应该应用一个伟大原理：如果一个民族的第一部编年史就已经证实了一个广袤、强大和睿智的帝国存在，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早在远古时，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这四千多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书写他们的编年史……。

如前所述，作为“信史”的中国历史，在近代欧洲被滥用，它实际上构成了西方伪史的标准和源泉。正如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约翰斯（ChristopherM.S.Johns）所说：“主导这个阶段‘全球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编年史，……它贡献于重建西方的过去。”

亦即，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Tautz）指出：“中华文明已经构成了……其他民族的历史起源，她的内容已被普遍的‘历史存在’所吸收。”

另一位学者也说：“中国历史不仅为（欧洲）‘古代’树立了新标准，……而且还成了普世历史的新渊源。”（EunK.Min,剑桥大学出版社，年）

重申一下西方为何不承认夏朝？

近代西方学者使用从伏羲到夏朝这段历史作为框架，构建了“古老文明”（埃及、两河）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但到19世纪末和0世纪初，即在这座崇高的历史殿堂空被盖好之后，中华文明就从“古代文明”之先行者，被降级为后起者。

图解在0世纪前的欧美历史学界，夏朝不仅被承认，而且还被当作“时间基准”来定位那个阶段（-/公元前）的泛西方“古代文明”以及“圣经编年”（创世纪1至50章）。

此图表是当代英国一位教会学校的历史老师（ShawnHandran），根据19世纪的西方学术资料所制作的。〔中文为笔者加注〕

（四）与信史无关的古代文本都不可信

把文献当作检验历史的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的真伪，或者来自何时何地，这些都很难被确定。不过，唯一可靠的历史文献则是产生于治史传统和史官制度的“信史”（广义：经史子集）。

我们姑且不论这一点，即由于缺乏信史文献，欧洲内外的泛西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

因为不具有像中国古籍那样的可靠文献，西方和西化的相关学者们都看重考古，而轻视其他标准；尤其是，他们总是用此种“科学实证”来诋毁中国信史。

然而讽刺的是，如前所述，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人是参照中国编年史，来确定其“新发现”的文献（手稿）和文物（遗址）的年代的。亦即，他们利用从伏羲至夏朝的“时间基准”，来断代和编篡“古王朝”，并且尽量把它们变得“年长”；以致中华文明由世界历史的开端（从伏尔泰之前到黑格尔之后），降至“几大文明”之垫底。

也正因为重考古而轻文献，西方和西化的学术界就“有理由”腰斩中国上古史；何止是“不承认夏朝”，整个从伏羲、黄帝、尧、舜到禹这段被文献所记载的历史，都被否定了——即使有了考古证据，也不被承认！

在17世纪的欧洲，从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到他的批判者牛顿，无不是依靠中国资料来进行“历史创世纪”；其高潮发生在两者之间的年代，在华耶稣会士卫匡国回到欧洲，发表了《中国上古史》，其中的从伏羲到夏朝的内容尤为震撼，以致颠覆了《圣经》的唯一性或神圣性。

在西方，“卫匡国效应”是划时代的，因为它引发了空前绝后的历史革命与社会革命：前者确立了“人本”或异教（非基督教）的“世界历史”，后者掀起了启蒙运动而实现世俗化（文明化）。西方的文明与历史均开始于17-18世纪！〔请读诸玄识的文章《西方文明诞生于18世纪：“中国化”的产物——儒家引导的欧洲启蒙运动》〕。

再者，鉴于这一点，即在西方，包含概念、从而表达知识的语言文字，是在17世纪后期才开始逐渐形成（下文详述）；很显然，西方的历史和历史文献（包括名人名著）皆不可信。尽管如此，泛西方的“古代”文明或历史都基本上是建立在这种虚假文献之上的。

举例说明，19世纪，德国通过“发现”古罗马塔西佗手稿《日耳曼尼亚志》，把它的土地置于“古典文明”的光环之下，也就是“古罗马行省之日耳曼尼亚”；无独有偶，英国干脆不用手稿，全然凭借考古再现“昔日辉煌”——“古罗马行省之不列颠尼亚”！

现在英国有许多“罗马遗址”，而最近（00年）才被发掘的一个则很滑稽——竟然有简体字和白话文（“吉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是0世纪下半期伪造的！伪造者们弄巧成拙：对汉字似懂非懂，却期望通过它们以及汉朝的影响力，来来佐证古罗马的真实性和英国史的悠久性。

在这出考古闹剧中，最荒唐的则是“科学鉴定”，其结论是“这个刻有简体中文的陶片和与其一道出土的古罗马壁画，属于同一个年代……1,年前”！

回到如何鉴定文明史这一命题。文献与考古都是工具而已。如果存在信史（文献）的话，那应该是以文献（记载）为主，考古（发现）为辅，为什么？

因为考古的对象是“死物”，其本身“死无对证”；相比之下，文献所反映的是“活的历史”，且能使文物或遗址“复活”、而成为过往文明之机体的一部分。

然而不管怎么样，如果坚持中国传统的标准，尤其是要求可靠文献；那么，西方就不存在文明史。

图“现代伪造的古代文明史”（Modernforgedhistoryofancientcivilizations）

下篇西方和西化的考古学都是伪科学

“殖民主义是历史考古学的基础。……实际上，殖民主义为其大多数从业者定义了历史考古学……，这通常意味着许多考古学家都在继续从事殖民者的工作。”

——西利曼（StephenW.Silliman）/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

“通过帝国权力‘发现’考古遗址或‘保护’世界遗产这一主张，常常成为扩张政治势力的借口。因此，土著人民沦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的土地被没收，那里的文物被抢劫，遗址也被商品化了。”

——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埃弗罗斯（BonnieEffros）主编《揭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考古学的意识形态》

（五）科学方法并不能保证客观与公正

什么是检验文明史的标准？大家首先会想到考古。但问题是，如前所述，考古的对象（文物、遗址等）都是“死物”——死无对证，全靠“人为判断”。俗话说“把死的说活，全凭一张嘴”。正如一句名言：“语言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吐出，就能托起一个湮没的天地，开启一道生命的闸门。”

再者，科学是中性的，不能确保“邪不压正”或“去伪存真”。科技（工具）越进步，它的负面性也就越增强。《道德经》曰：“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其三，考古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缘起于19世纪西方的全球扩张，而需要在人种上和史观上编造其主宰世界的合法性。

殖民文化浸淫已久，于今为烈。美国考古学家塞茨勒（FrankSetzler,-）批评：“历史考古学……应该被定义为‘殖民主义考古学’（ColonialArchaeology）。”

进而，考古学也是种族主义的工具。另一位学者（D.L.Bailey）谴责：“欧洲中心主义使用考古文物来确认《圣经》的地理范围。尽管他们在那些地方找不到任何史前的白种人遗骸，他们仍是通过‘考古’来改变事实。”

因此，考古“实证”并不可靠，只是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其操作者的某种预期而已；所以，它终归是“事在人为、事预则立”——谈不上客观与公正！

我们认为考古不能作为历史标准，而应该是“仅供参考”，来协助其他一些甄审方法。

较之考古“实证”，古代文献似乎更应该成为“检验文明史的标准”。但如前所述，文献同样有着很严重的真伪问题。例如，法国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JeanHardouin,-）揭露：包括希腊—罗马在内的西方“古文献”，绝大部分都是被中古后期的欧洲神职学者伪造的。

所幸，存在着作为“信史”之基石的中国历朝史官实录；相对而言，它接近真的和活的历史。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她自己的史官实录传统，那么，其“历史”才有可能是信史；因而，它的考古发掘的成果和其他种类的古代文献，都才会具有参考价值和历史意义。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史官实录传统，那它就没有信史；果真如此，该国的“历史文献”再多，哪怕是“浩如烟海、浩繁卷帙”，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空话连篇”。

对于那些没有信史支撑的考古发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们只能是这四种情况之一：

1.伪造的；

.真正文明的远方辐射的痕迹；

3.文明酝酿期的文化遗产；

4.属于史前人类学的范畴。

仅凭考古来“还原历史”这一做法，不仅荒谬，而且基本上是虚构，例如所谓的“克里特文明”和“罗马不列颠”。

图解西方由考古构建的“文明”，都是空中楼阁或乌托邦。

意大利东皮埃蒙特大学的法拉利著《考古乌托邦的历史》（AnnaFerrari:TheHistoryofanArchaeologicalUtopia），批评有关“古希腊”的出土文物的荒谬。

汤姆·斯特恩（TomStern）讽刺：（历史书）“所描绘的过去只能是考古学的乌托邦”（archaeologicalutopia）。

（六）考古服务于西方伪史的典型案例

究竟如何考证文明史？学术界向来都不外乎采用这样一种标准，即通过文物或古迹来断定城市、文字和国家等。然而问题是，虽然其方法与工具都似乎越来越科学和精准，但最终还是决定于“人”；这就难免会带有主观性或片面性，何况西方历史和考古等学术天生就是西方中心论。所以，被揭露的丑闻比比皆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者有之，向壁虚构、公然伪造者有之。列举如下：

例一、被称为西方“考古学之父”的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Schliemann,18-），根据18世纪由“传说”编造成的《荷马史诗》，投资、设计和营造了“古代”特洛伊等几处遗址，然后便宣称发现了“古城”和“宝藏”。而今，施利曼成了臭名昭著的“多产骗子”（prolificliar）：不仅伪造了他的“发现”，而且还发明了他的“自传”。

图解海因里希·施里曼正在发掘“特洛伊城”，这件事使他成为德国“民族英雄”（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在他死后许多年，他的这场考古骗局终于被揭穿。

例二、柏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称为古代世界的蒙拉丽莎的“古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竟是18世纪的伪造品！

英国卫报称：“纳芙蒂蒂，只有一百年的假货（IsthisNefertiti—ora-year-oldfake）？”

奥地利新闻网云：“啊，多么优雅的精雕细刻的造型，高傲的微笑，天鹅般的脖子，三千四百年前的睡美人！……现在竟然被证明是伪造的！”

例三、把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上的遗址，说成是“苏美尔文明”的。

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Woolley,-）批评：“……一个最古老的苏美尔皇家墓群被发掘，其建造时间是，大约在公元前年。但……从陪葬品中的黄金香水器皿断定，它是阿拉伯起源，属于第13世纪早期的文物……。而且，埃及王朝序列也是武断地被编织出来的。”

例四、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碑，是被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军队所“发现”（9年），它以三种文字记载了“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事迹。

但这是一个伪造品，最早揭发的是英国历史学家希金斯（GodfreyHiggins,-）。应该指出，罗塞塔碑被发现的地方，靠近亚历山大城，都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海边；然而这片土地是最近几百年才形成的。难道如此文物和古城都是“海底捞”？

更有甚者，我们国内的历史/考古学界比欧美更加“西方中心论”，他们通常根据出土文物的某个方面具有“中外相似性”，来佐证“西来说”；把三星堆（器物造型）、兵马俑（写实艺术）和古墓钱币（字母图案），分别归属为“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后三者存在吗？

由此可见，上述鉴定古代文明的标准（文物或遗址以及城市、文字和国家等）很不可靠，犹如科技对于善恶之“不可靠”——使用者不同，则结果可能相反。但另一方面，“科学实证”也确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眼见为实”。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这就需要增加其他的“标准”。

图西方的考古学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构建西方伪史的工具

（七）西方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自我批判

考古及考古学原本属于那寄生于“中国信史”的西方伪史，以“实证”来巩固后者而已。

在19-0世纪的西方，“文本历史”和“考古实证”均服务于种族～民族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旨在加强它的主宰世界的合法性。虽然进入1世纪，如此考古学已备受批评，但它仍不失为西方中心论的利器之一。

图解欧洲殖民者正在使用土著劳工（包括奴隶）建造“古代遗址”〔注意：其中的石雕人像是白种人〕。

图文字解读：“考古学与帝国主义”在BBC4台（年4月14日）开播，英国上议院议员布莱格（MelvynBragg）讨论了“考古学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和为什么西方在18-19世纪着迷于埃及、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

实际上，中东考古可称之为“历史学十字军”（运动）。

另外，英国论文网（ukessays,30/04/）发文《考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摘录如下：

在西方，考古如何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互动？反过来，如此互动又是怎样促进考古事业的呢？……发轫于法国革命（年），民族主义随着工业化而炽盛，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进而，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所有的关于种族的研究（包括史前发掘），就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达尔文进化论又与以种族为导向的民族主义，在考古上相辅相成。……考古学家们都采取了种族偏见，来证明殖民主义掠夺的合理性。……种族观念如此强大，以致“每个民族都具有开发其文化的潜能”这一信念已经瓦解。……（西方）政客们滥用了科学与考古的成果，……鼓励和支持那种适合于其政治的考古研究。尽管上述互动促进了考古学，但其成果却被用于满足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动机。

再者，欧洲历史数字百科全书网站（08/05/）登载两位学者阿贝（GabrielleABBE）和杰斯汀（MathieuJESTIN）的文章——《考古学，作为创造身份认同的核心》，摘录如下：

19世纪，随着民族建设与帝国主义的时代的到来，对“废墟”的研究变得制度化。考古（工作）很快成为与民族、帝国和国际有关的要素。……考古俨然是产生帝国身份的核心。……列强还利用业已成熟的考古学的优势，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策源地（像是地中海区域），建立了学校和研究所；它们都与各国的外交部有着隶属关系，这显示了其最初的政治倾向。

……英国于年在埃及成立了古迹服务处，负责发掘和展示“成果”。……因此，考古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先锋。……负责这些域外项目的考古学家们，都被视为真正的“民族英雄”。例如德国的施利曼（HeinrichSchliemann）、英国人埃文斯（ArthurJohnEvans）和雷纳赫（Reinach）兄弟。再者，考古学也是产生民族身份的关键。

……其国内的“遗址”，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东西，一旦被选中，就会被美化和神秘化；例如，意大利的庞贝“古城”。

图克劳彻（SarahK.Croucher）和韦斯（LindsayWeiss）主编《殖民主义背景下的资本主义考古学》

（八）智慧方法精准判断文明史的真伪

为了更有把握地甄审文明史，需要引进一种新的衡量标准。我们在此提出“硬件标准”与“软件标准”。考古是前者，文献则各占一半——它所反映的“形而下”（器/器物）算是“硬件标准”，而“形而上”（道/道理）则为“软件标准”。前者司空见惯，后者鲜为人知。

“硬件标准”借助于逻辑与实证，从客观存在的迹象上调研文明史与否。“软件标准”诉诸于哲思与参悟，从有机生命的特征上探索文明史与否。

“软件标准”分为四个方面：

1.表意性〔文字〕；

.人本性〔社会〕；

3.和谐性〔文化〕；

4.周期性〔发展〕。

四性俱全（缺一不可）才会有文明史。详述如下：

第一、表意性〔文字〕

文字的种类繁多，并不是都能“书写文明”（成为知识媒介）。

弗朗西斯·培根称汉字是“真正的字”，因为“汉字所表达的，并非声音或土话，而是事物或概念”。表达概念的文字，确切地说，它表达“普遍通用概念”，体现“人类共通认知”，这与方言土话有着本质区别；此种文字即“表意文字”或摄取“表意”（概念）的其他文字，只有它们能够“书写文明”。

鉴于这两点，即汉字是唯一的表意文字和“摄取（汉字）表意的其他文字”只是最近现象；故而，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只有中华（中华圈）一家。因此，所有的由象形文字（文字雏形）和表音文字（方言土话）所支持的“文明史”，都是虚构的。

图解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书写文明”（成为知识媒介）。象形文字（文字雏形）所表达的，仅是个别事物或零星具象，而非系统思想或抽象概念。因此，象形文字不支持文明。实际上，唯有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和分享汉字概念（表意）的现代文字，才可以“书写文明”。其他任何文字，在其受汉字影响之前，均是表达方言土话，而与文明或知识无关，因为它们的语音和语义都不具有普遍性与共通性。

第二、人本性〔社会〕

文明的特质是发展，其原动力是“人”（人本、人为、人事、人文）。

所谓“事在人为，谋事在人；人文化成，人定胜天；人代天工，巧夺天工”。相反的则是“神”禁锢“人”（窒息“人为”），那只会是原始停滞，遑论文明！所谓的神学与圣经都是在近代早期，基于汉字概念（表意）与时间概念（编年）伪造的。

历史上的定居人类一分为二：

中华圈外（宗教）→“神的社会”；中华圈内（儒家）→“人的社会”。

西方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发生在17-18世纪，即由儒学所引导的启蒙运动：世俗化与文明化。因此，西方编造的祭司（神职）型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都是很荒谬的！

第三、和谐性〔文化〕

西方（包括“古希腊”）的一切都是最近现象，以前不存在。须了解“古今之变”。陆海丝路、四大发明、蒙古征服、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人类首次有机会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大有为、大发展。首先是处于优势地理的民族可以“征服自然”。然而之前则截然不同：占绝对优势的自然把人类分散、分割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由此，囿于自身环境的古人：要么天人和解而有所发展，要么宗教禁锢而勉强存在，第三条路则死路（战争）。这就是说，人与人、人与自然皆对立这样情况是现代才有；而古代文明与发展均基于“和谐之道”！

第四、周期性〔发展〕

文明是变动的，在空间上不会局促于一地，在时间上呈现出波动性或周期性。后者发端于契合自然的“易经卦爻”，但在实践中难免会失衡（动乱）；这是由发展势头无限与生态拓展缓慢这一矛盾所造成的。

历史上有两种模式：

1.中华圈外（神的社会）→生生灭灭的自然律→原始停滞；

.中华圈内（人的社会）→大起大落的周期律→有所发展。

后者在现代突变为“资本周期”，至世界大战为一个“长波”。今人被西方中心论洗脑，揪住“周期律”的负面，而不懂得它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回到历史，那些“非周期”的、局促于大河流域或（尚未形成的）三角洲的“古文明”，都应该是虚构的。

文章后序：深度延伸

（九）谈一谈古今人类社会的运动轨迹

进一步推演上述“软件标准”。凡是“不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对立）的宗教、思想或文化，亦即古今西方“文明”的一切，都是最近的暂时现象，均不存在于历史与未来。为什么？

现代人利用“全球性生态”，首先是“海洋地缘”的民族，可以通过“输毒于外”而造福于内。但是，古人囿于内部环境，“人性恶、斗争性”则意味着自毁家园、自取灭亡，所以须靠“神”禁锢“人”。

世界历史大抵是两种运动模式：

中华圈外：“神”之禁锢人性→原始性的生生灭灭｛自然律｝；

中华圈内：“道”的调节人为→发展型的大起大落｛周期律｝。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最初是被“天道、易道”启动的（原动力），而遵循易经卦爻的轨迹；但在实践中则会发生文化失控与社会动乱。其原因是“发展势头无限与本土生态有限”的矛盾。

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后，人类破天荒地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大有为、大发展。

周期律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主旋律。随着世界开始联通，中华物质文明（包括科技和知识等）全球性地展开，并“量变到质变”，而发生大爆炸；它按照地理优势的转移，分为三次冲击波：

19世纪欧洲→0世纪美国→1世纪中国

世界未来有两种可能性。借用汤因比（ArnoldToynbee,-）的历史哲学（正反合）来推断：

“正”〔传统中国、协和天下〕→“反”〔现代西方、危险阳亢→“合”：未来两种可能之一？

第一种未来可能之“合”，即｛中国传统｝文化调节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同。汤因比说：

“……中国……是否能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毁灭的‘综合题’？”“西方及西方化的国家正在这条充满灾难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第二种未来可能之“合”，即｛西方导致｝自然强制平衡：人与生物圈俱毁→世界末日。汤因比说：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

我们这颗生命星球的自然秩序已被打乱。现代人的各种社会运动都是“无序运动”——在内有序，对外无序，而以地球生物圈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除非返回《易经》的和谐之道，否则不堪设想！——“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图解原生文明的生命机理（全息时空图）。

人类社会的唯一文明及其所展开的“全球文明”，它是人与自然之高度契合与动态平衡的产物，只不过在现代阶段由于文化失控而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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