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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前，奥斯卡最佳影片似乎就已经越来越不好看了。一个旁证是，在过去10年内，该奖项的提名数由每年5部增加到10部，又改为5-10部——在“小年”，似乎连凑够质量相当的10部都困难。与此相反，最佳外语片（于年改名最佳国际电影长片（internationalfeaturefilm），为方便阅读本文仍称为“最佳外语片”）这一项却佳作频出，竞争激烈，被视为奥斯卡最“艺术”的一个奖项。本文将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历史谈起，聊聊今年的情况。著名电影学家克里斯汀·汤普森在回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名作《偷自行车的人》（）时曾指出，本片当年“墙内开花墙外香”：保守的威尼斯电影节漠视了它，却在其他欧洲国家好评如潮。这样，待到年它漂洋过海到达美国时，早已名声大噪。于是影评人的盛赞和奥斯卡的表彰（获当年的一项荣誉奖，是最佳外语片奖的前身）也是顺理成章（这段往事详见RealismintheCinema:BicycleThieves.InK.Thompson,BreakingtheGlassArmor,NeoformalistFilmAnalysis(pp.-).）。而在美国的热度又反馈到欧洲，新现实主义运动在这样的激荡中向前。费里尼的《大路》更是在年成为最佳外语片这一奖项正式确立后的第一部获奖电影。汤普森指出，尽管美国观众并不一定多关心《偷自行车的人》反映的意大利战后惨况和社会问题，本片却赶上了当时美国人对艺术电影的需要（美国可能是唯一未受二战重创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陌生的娱乐（“entertainmentinanewanddefamiliarizingguise”）。尽管以当代的眼光去看，《偷自行车的人》的现实主义已说不上多么革新，但仅仅是其走出摄影棚-走到大街上的创新，对当年的好莱坞而言已是新力量。这段往事反映出，一部电影的传播和社会接受是一个双向反馈机制。在碰撞和反馈中，电影创作和生产的新因素和新力量得以涌现，这也是最佳外语片之类奖项的宗旨所在——学院一向以倡导包容和创新自居，这一基本姿态由从“外语片”（foreignlanguagefilm）到“国际影片”（internationalfeaturefilm）的改名也可一窥。从费里尼到黑泽明，学院从不吝啬在非英语电影创作者们的桂冠上再镶嵌一颗明珠。尽管如此，细看那以后的70多年获奖名单，不难发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正如其他奥斯卡奖项，也有其“口味”：以小见大的社会现实题材，关怀普遍人性的价值取向，免于艰深晦涩的观众友好度，若以上能再配上一定作者特质或艺术风格就更好了。年获最佳外语片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正是这样一套口味的完美客体：一位东德的秘密警察被艺术家唤醒了人性和爱，帮助他逃过一劫。这个故事中过于美好，以致东德人出来批评说——但是当年并没有出过这样的秘密警察。新世纪以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有名的一次爆冷大概是年哈内克的《白丝带》惜败阿根廷电影《谜一样的双眼》。《白丝带》被认为是哈内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深刻地揭示了容克贵族统治的德国是如何生产出此后的纳粹，揭示罪恶从来不是无端而起。《白丝带》先摘金棕榈，又摘金球，在前哨站和风向标大杀四方，却在奥斯卡被并未获得金球奖提名的《谜一样的双眼》截胡。一般认为，《谜一样的双眼》以追凶故事和爱情悲剧直指腐败体系是悲剧根源，酷似《窃听风暴》，又在结尾留有“正义虽迟但到，救赎并非幻影”的希望。与此相反，《白丝带》刻骨的阴暗和绝望（“人人皆可成为纳粹”）则显得不讨喜了。值得一提的是，《白丝带》在艺术层面登峰造极，《谜一样的双眼》则堪称西语国家类型电影的杰作。在那之后，此类电影的生产越来越成熟，其传播也越来越出圈，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就有《看不见的客人》、《黑暗面》等。这其中未必没有奥斯卡表彰的影响。一尊小金人对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内部、外部投资，国际合作，技术交流等），要大于它给一部获奖影片的直接收益。在年以前，保守的口味是由于评选机制：与其他奖项不同，最佳外语片的评选由几百位影评人组成的一个独立评审委员会进行。“外国电影在美国发行的成败主要取决于纽约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影评家的口味。（埃曼努尔·利维，《奥斯卡大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和政治》，第页）”这种口味被戏称为“学院老白男”审美。近年来，随着奥斯卡收视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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