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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不仅对全球公共卫生系统是一项重大的挑战，疫情也加速了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缓解此类社会矛盾，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和倡议，许多社会机构和个人也在其中扮演着沟通、联结和融合的重要作用。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和诸多不确定性，不同组织在疫情时代下进行了相应的思考与行动，将“社会融合实践”进行本土化，从而更好地服务当地社区和群体的需求。年3月25日，“银杏在行动”国际交流项目邀请了四位来自中国与德国的社会融合实践者和学者，分享了他们的行动、经验和思考，进行交流与学习。以下是这场对话的精彩内容回顾。

疫情下，社会关怀关系的变化？

孙海燕（商业生态工作室联合创始人/主编）：请分享一下您最近的研究？

MaximilianMayer

波恩大学

副教授

MaximilianMayer：欧洲国家在面对疫情时政策程度强、持续周期长，采取了停工停学、保护老年群体、限制流动性等措施，这些对策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尤其改变了关怀关系(caringrelations)。相比很多亚太国家，欧洲和很多跨大西洋国家的情况更为严峻，目前很多依然处于封锁状态，疫情死亡率也较高，主要是因为当地政府更多侧重保护国内经济而非控制病毒传播，这是一个很大的管理失败，也影响了很多脆弱群体（vulnerablegroup）。

-年各国新冠感染死亡人数变化趋势图（图源：MaximilianMayer分享PPT）

对此，我们的研究“关怀关系的破坏与关怀政治”(disruptionofcarerelationsandpoliticsofcare)，比较分析了40个国家的关怀关系是如何受到破坏，各国又是如何应对的。

关怀关系包括健康关怀、家庭关怀、教育等等。由于病毒传播和保护公共健康的限制措施，人们生活模式主要经历了“线下-线上”、“公共-私人”、“移动-固定”的转变，从而导致关怀关系改变，同时我们也需要理解各国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也是一项挑战。关怀关系在欧洲的改变（图源：MaximilianMayer分享PPT）首先，跨国的关怀关系因为国界的封锁而遭受影响。在欧洲，护工主要来自于东欧国家，去年波兰封锁国界后，他们便无法进行跨国工作，导致德国境内出现大量护工短缺的现象。其次，脆弱群体的关怀关系更易遭到破坏。在疫情之初，医院和养老院缺乏对脆弱群体的保护，一方面无法提供口罩和新冠检测；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保护措施(cocooningpolicy)，阻碍了他们与家人沟通交流的机会，长达数月。与中国不同，很多欧洲国家采取自行隔离政策，而非国家组织，政府对那些不满足隔离条件的人群的关怀不足，导致低收入和较低社会阶级人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这也充分反应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同时，我们也研究了数字化工具和创新技术在缓解疫情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一些数字化程度较高、成功将公共政策与数字化工具融合的国家，他们应对疫情也更加迅速和成功，比如爱沙尼亚、越南和芬兰，他们成功将教育系统从线下转为线上模式。此外，数字化也实现了远程医疗和电子健康方面的推进，这对于关怀关系十分重要。而有些国家，例如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只是将数字化工具作为一种技术性修复的“速效药”，并没有将疫情作为契机，对教育系统数字化进行长远的促进和转型。孙海燕：面对关怀关系的破坏，在欧洲和其他国家的背景下，哪些角色或责任相关方应该参与到修复关怀关系的工作中？MaximilianMayer：疫情不仅创造了新的挑战，更加剧了现存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医疗系统。在很多欧洲国家，医疗预算收缩、医疗服务私有化倾向、公共医疗系统的系统性退化等，体现了医疗系统商业化和私有化的长期发展趋势，而疫情则极端化和显性化了这些问题。解决关怀关系的根本途径，需要公共医疗系统和公共教育领域的融合。我认为很多国家存在这个问题，即女性护工在关怀关系中占有更多的分量，但是社会的性别偏见以及低劳务费的现象依旧。在下一波更严重的疫情来临之前，我觉得人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保护和重视关怀关系。同时，考虑各国私人、商业和社会组织扮演的不同角色，找到相应的组织方式，责任相关方通过外部资源和相互的责任来筑起一道“安全网”，以应对未来的危机。当然，我也希望疫情之下能有积极的产物，如果公众对此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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