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塞西在年成为埃及总统后，埃及趋向积极的非洲政策，尤其在埃及当选为年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后更加明显。通过双边和多边两方面路径，埃及进一步密切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前者是埃及政府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层面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使埃及处于有利的地位。后者指埃及通过本地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的机构开展在非洲的活动。

（一）加强埃及与非洲其他国家的政治互信

埃及充分利用多边和双边渠道，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努力提升地区大国地位。

在双边层面，赛西政府推出了以总统外交为主轴的“魅力攻势”。在作为国家元首头天内，赛西在他5次出访中，有3次赴非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包括阿尔及利亚、赤道几内亚和苏丹。另据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的报告，塞西总统曾经在一周内与索马里、加蓬、坦桑尼亚、乍得和卢旺达五国元首会面。他还实现了有史以来埃及总统对加蓬的首次访问。至年，非洲国家占塞西总统国外访问目的地的30%。在他与外国领导人举行过的总计次的会谈中，其中次的会谈对象是非洲国家领导人。

作为尼罗河流域国家，埃塞俄比亚是尼罗河水资源利益攸关国之一，因此塞西政府强化了与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关系。埃及最初完全拒绝承认埃塞俄比亚进行复兴大坝项目的权利。目前，埃及外交已经变得更加灵活、务实，甚至通过邀请世界银行和美国居中调解，并继续坚持尊重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在年签署的“原则宣言协定”。除了对埃塞俄比亚的连续让步之外，开罗还决定与所有尼罗河沿岸国家加强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合作。埃及参与了尼罗河上游国家多个战略合作项目，希望能够借此提高在尼罗河流域的话语权。例如，年10月22日，埃及的建筑企业“阿拉伯承包商”获得了坦桑尼亚鲁菲吉河上的斯蒂格勒峡谷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项目。埃及参与该项目，将其作为支持尼罗河沿岸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坦桑尼亚政府也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发电项目之一。总体来看，塞西与其他非洲国家元首的频繁外交往来，有助于改变埃及在该地区的形象。

在地区层面，埃及加大了参与非洲区域组织各类行动的力度，热衷于主持不同机构和首脑间的会议。年6月埃及重返非盟。同年，埃及主持了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AMCEN），恢复了一年前在该组织中失去的领导地位。在年至年期间，埃及第二次当选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埃及外交部网站称，埃及政府在非盟框架内签署了21项协议，其中18项获议会批准。此外，埃及是非洲联盟的五大捐助国之一，承担了成员国对非洲联盟总捐款的12%份额。在年，埃及再次举办非洲和平调解人的高级别年会。同年，埃及获得非盟安理会成员国三年的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再次参加了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中心（AUC-PCRD）项目。年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塞西主持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PSC）的会议。在这些场合，塞西往往在主要首脑会议之外还要另外举行双边会议。

年2月10日至年2月9日间，埃及出任非盟轮值主席国，这是它巩固非洲大国地位的明确信号。就任之前，经过频繁的沟通和咨询，埃及确定了任期内需要推动的优先事项，包括通过非洲自由贸易区深化大陆的经济一体化，推动非洲内部基础设施的联通、冲突后国家的重建与发展，以及提高非盟的改革进程和行政效率。埃及同时宣布年为埃及的“非洲之年”以及非盟的“埃及之年”。在任非盟轮值主席国短短一年时间里，埃及开展了频密的外交活动，如主办“阿拉伯和非洲青年论坛”（年3月16—18日）、埃及与南非、卢旺达总统出席的“非洲三国峰会”（年4月23日）、“苏丹地区伙伴协商峰会”（年4月23日）、55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以及名非洲高级官员参加的首届“非洲反腐论坛”（年6月12日）、“非洲投资论坛”（年9月22—23日）、“俄罗斯非洲峰会和经济论坛”（年10月23—24日）、“非洲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年12月11日）等。此外，埃及还以非盟主席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年4月25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14届“二十国集团”峰会（年6月28—29日）、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举行的“第12届非洲特别峰会”（年7月8—9日）、在伦敦举办的“英国—非洲投资”峰会（年1月20日）等。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在担任轮值主席国任期内取得了诸多成就，包括推动年4月8日非洲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署；年7月8日埃及主办“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周，以讨论非盟基础设施计划（-）的细则；年12月11日在阿斯旺成立了非盟“冲突后重建与发展中心”；年4月23日和6月20日就苏丹和利比亚问题举行了非洲高级别峰会等。在非盟轮值主席任期内，埃及开展了密集的外交活动，彰显了埃及非洲大国的地位。

在国际多边层面，国际组织机构为其在非洲发挥政治影响力提供了有利的平台。由于埃及拥有强大的外交人才储备和传统大国地位，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内，埃及通常都被推选为非洲大陆的代表。联合国安理会是埃及开展对非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至年期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显然有助于埃及与非洲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埃及在安理会内积极与代表非洲的其他成员国协调和统一立场，包括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塞内加尔。埃及代表团还在非洲大陆内部进行了区域磋商，并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传达非洲国家的立场。埃及外交使团曾提出重新审议安理会对部分非洲国家的制裁决议，如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南苏丹和布隆迪遭受国际制裁的决议。尽管埃及因此受到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一些联合国委员会的批评，却向非洲国家彰显了埃及政策的独立性和其与非洲国家的一致性。

埃及还在安理会内为促进年5月联合国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PSC）之间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及敦促联合国作出切实承诺，帮助非盟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PSA）和冲突后重建与发展（AU-PCRD）计划。年9月，埃及与塞内加尔、安哥拉以及埃塞俄比亚合作，就非盟和联合国关于非洲和平行动的“联合进程”举行会议。埃及代表团还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建立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的安全合作框架的第（）号决议。整体来说，埃及在安理会任职期间坚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自主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符合该国一贯对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国家内政传统的解释。

（二）积极参与非洲反恐事务

埃及非洲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增强非洲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鉴于严峻的国内外反恐局势，埃及首先加强了自身安全机制建设。年，埃及利用其地理优势开辟非洲和中东最大的“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edNaguib)军事基地，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军事力量参与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培训，该基地可能成为埃及政府新的收入来源。目前，塞西总统虽然在发言中避免直接发出军事威胁，但埃及依然维持了在非洲多国的军事存在。在利比亚，年“伊斯兰国”杀害21名埃及人，埃及对利比亚发动了空袭。其后，为了协助利比亚国民军，埃及还多次参与了对利比亚境内武装组织的空袭。为了制衡埃塞俄比亚，埃及通过双边协议在厄立特里亚驻军。当苏丹巴希尔政府与埃及在复兴大坝和政治伊斯兰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埃及在两国边界存在争议的哈莱伊卜（Halayeb）和沙拉丁（Shalatin）三角区进行了军事动员。埃及与南苏丹之间关系则出现改善。埃及为南苏丹提供军事培训；塞西公开支持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镇压叛乱分子；支持南苏丹申请成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埃及军事代表团也频繁访问南苏丹。

与此同时，埃及积极参与国际与地区组织有关非洲的多边安全倡议。埃及目前担任总部设在开罗的北非区域能力（NARC）的主席，并致力于使非洲待命部队（ASF）具备快速部署能力和在非洲应对危机的能力。此外，埃及的军事机构为45个非洲国家的士兵和警察提供培训。埃及为萨赫勒五国采购了辆装甲车，提供空中后勤保障来帮它们打击恐怖主义，还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安全行动。据统计，—年埃及已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出的人数超过了3万，排名第七。截至年1月，共有3名埃及士兵和特种兵在6个联合国非洲维和特派团中服役，在中非共和国贡献最大，其次是达尔富尔任务区。

除了参与现有的国际与地区组织相关行动外，埃及还在首都开罗设立了针对非洲安全问题的地区组织——开罗解决非洲争端和维和区域中心（CCCPA）。埃及外交部于年设立了该机构，目的是培训非洲国家维和部队的军官。迄今为止，共有名非洲人接受过该中心的培训。除维持和平外，该中心还主持包括人口和移民贩运、性别与安全、轻武器和小口径武器贩运，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激进化等主题的研究。该中心成为自年后埃及第一个为非洲地区领导人提供去极端化培训的非军事机构。该中心不仅提供非军事人员教学，还包含一个独立于艾资哈尔的宗教培训计划，且考虑在萨赫勒地区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三）推动非洲经济一体化

埃及对非政策的另一个重点是推动非洲经济一体化。年，埃及签署了非洲三大区域经济组织——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之间三方自由贸易区协定，该协议由26个国家签署。年，塞西总统为在沙姆沙伊赫举办的年非洲贸易和投资论坛揭幕，到年该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多位非洲国家元首和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国际组织负责人都出席了这个高级别会议，它为埃及提供了合作平台，并通过位于开罗的东南非共同市场的区域投资局（RegionalInvestmentAgency）加强了与该集团国家的联系。年1月，埃及出口发展银行（EBE）与非洲进出口银行（AfreximBank）签署协议，共同为埃及的出口信贷支持计划（ECSS）提供5亿美元资金，旨在加强埃及与其他非洲国家之间贸易。

年3月21日，埃及加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TFA）。根据评级机构穆迪的说法，埃及是最有可能从其融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中受益的国家之一。该自贸区将包括从南非到埃及的54个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65.1%，其中埃及的份额高达18.9%。埃及目前还在与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谈判以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议。此外，塞西总统还于年7月在非洲联盟第23届首脑会议上宣布成立埃及发展伙伴关系机构（EAPD），旨在通过组织培训项目、投资发展项目，加强埃及对其他非洲国家、伊斯兰国家的技术协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私营部门在埃及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埃及的私营部门主要向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出口化学产品、农产品和食品。埃及企业对非洲基础设施、电信和金融部门的投资也相当可观。在/财年，埃及62家企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投资总额达90亿美元，其中79亿美元投资于与埃及拥有自贸协议的东南非共同市场国家。年，埃及与其他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达48亿美元，较前两年有所增加。

总体来看，塞西政府的对非政策及其内容体现了埃及的国家定位。自埃及现代共和国成立以来，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提出的“三个圈子”一直是其外交战略的基石。其中，“非洲圈子”是埃及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赛尔曾论述非洲之于埃及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怎么能忽略非洲大陆的存在？埃及属于非洲是我们的宿命。任何在非洲大陆发生的冲突都会影响到埃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但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埃及的对非政策也因国家利益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政府，埃及三代执政者在对外方针的侧重点上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为了满足国家从政治独立到维护政治经济独立,再到发展民族经济的不同阶段的发展重心，埃及对外政策也从纳塞尔时代的政治利益为重，转至萨达特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并举，再至穆巴拉克时代的经济利益为重。在此过程中，埃及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由亲到疏的变化。纳赛尔时期，埃及对外政策的核心是支持反帝反殖运动、维护民族独立，帮助亚非拉各国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当时埃及的外交重点与非洲国家追求民族独立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双方因此保持了密切外交往来。从埃及的非洲政策历史发展脉络看，埃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非洲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支持非洲国家开展独立解放运动。从年到年间，埃及在非洲大陆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非洲协会（AfricanAssociation）于年在开罗成立，该组织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军事训练和经济支持。埃及还积极参与了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ofAfricanUnity）的成立，并于年在开罗举办了该组织的首届峰会。在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后，埃及也一直致力于非洲统一和团结，并在年和年的对以色列战争中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普遍支持。在萨达特时期，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提出以及《埃以和平协议》的签署，埃及加入西方阵营，其外交重心逐渐偏重参与阿拉伯地区事务。当时的非洲大陆对于埃及缺乏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吸引力，因此被排除在埃及的外交重心之外。到了穆巴拉克执政初期，为了试图打破阿拉伯国家因《埃以和平协议》对埃及的封锁，埃及一度重新重视对非关系。在这段时间，埃及成为非洲大陆的政治大国之一，曾在年和年两次当选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国，还与一些非洲国家签署了诸多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协议。埃及还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积极争取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和曼德拉获释，推动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在年签订和平协议。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埃及在世界单极格局下依靠美国的态势愈发明显。作为美国的重要地区盟友，埃及的外交政策因逐渐融入美国的大中东战略而对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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