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终生未曾听说穆雷的名字，但他的探索却真实而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过去与未来。

思索者：当常识成为一张旧地图

年，非洲尼日尔东部的迪法的一家空空如也的小诊所罕见地迎来了五个新西兰人——他们是穆雷一家。穆雷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成为了这里的医生和护士，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当地居民提供治疗，这里的人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医生了。今天故事的主角克里斯·穆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十岁。

穆雷一家买了两辆车，开车到医院。

尽管父亲约翰·穆雷是知名的心血管专家，但在这里的治疗中发生的现象他也觉得奇怪：部落的居民原本很少患有疟疾和病毒性疾病，可每当人们来住院，回去后就往往突然染上疟疾，来探病的健康亲友也如此。唯一一种患者医院拿到的东西就是食物，他们平日食物匮乏，但是为什么给原本饥饿的他们补充食物反而有害呢？当时主流观点认为，食物可以补充人体所缺的铁。约翰猜想，为患者和亲属提供含铁的食物时，可能同时也喂养了体内的寄生虫。于是他让孩子们开始记录之后到来的患者及亲属的营养情况变化。

接下来的观察记录证实了约翰的理论：疟疾的发医院的5天之后。实验室结果显示，第五天正是血中的铁元素含量达到最大值并开始回落的时间。他将该现象写成论文《复食——疟疾和高铁血症》，最终发表在《柳叶刀》。他们的研究使更多卫生工作者明白，给患者提供食物尽管重要，可是不加区分地提供食物可能比饥饿更糟。

父亲为年幼的克里斯·穆雷上了一堂医学的启蒙课，为他之后一生的医学实践打下了基础。他明白了对治疗方法进行反思的重要性，无论医者多么一腔热血，倘若拥有的是一张错误的“地图”，那么他永远无法将患者带离病痛，甚至会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案、路径对一个单独的医者而言非常重要，当站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角度时，就更加不容有失。

10岁的克里斯·医院药店。

那么政府、国际组织的领导者如何配置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举例而言，是该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金放在创造更安全的出生条件上？医院挂号费上？抑或是提供更佳的饮食和饮用水上？如果以上几项都不如延长年轻女性的就学年限重要呢？

当政策制定者根据片面的、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仅是猜测所得的信息来作出决策、分配资源时，极有可能谬以千里而浑然不觉。在哈佛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穆雷向中心主任陈致和提交了一份被他命名为“10/90的差距”的报告。

“世界上93%的可预防死亡数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然而，年时，全球在卫生领域共投入亿美元经费，其中仅有5%，相当于16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问题上。”

在富裕国家，肺结核在19世纪几乎夺去十分之一人口的生命，不过如今通过新疗法及严格的防护措施已经得到控制。而在发展中国家，结核仍然肆虐。每年约有万人感染此病：其中有万人位于北非和亚洲，万人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

可面对如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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